这个年代的国际银行系统可没有计算机联网。
跨境汇款靠的是电传打字机和纸质电报。
一笔钱从香江汇到巴拿马，香江这边存一张电底单，巴拿马那边出一张入账通知书。
要追查整条链路，需要同时调取三家银行的原始记录，而这需要跨司法管辖区协调，至少要走到外交照会层面。
而这，还只是停在纸面上的流程；现实中因信息不对称和法律壁垒，几乎追查不到终点。
赵立冬还是有两把刷子，他是真的按照李佑林提出的模糊想法，然后被他找出这么一条路径出来，看来是真的下了功夫。
赵立冬得到李佑林鼓励的眼神，继续往下说道：“关于收购欧洲资产的身份问题。
南华的公司不能直接出面收购英国和欧洲的工厂矿山，除了在上述地区注册壳公司以外，
还需要在瑞士和列支敦士登设立匿名账户与匿名信托，作为最终的受益人载体。”
“列支敦士登虽然没有英国、法国知名度高，但法律健全——它从1926年就把信托制度写进了《个人与公司法》，是欧洲大陆第一个引入信托法的国家。
委托人把资产转入信托之后，对外只显示律所或受托人的名字，委托人信息受法律保护，除非涉及刑事诉讼，否则不强制披露。
我们南华作为实际受益人，身份自然而然隐去。瑞士的编号账户虽然保密性好，但收购实业资产时总得有人签字，光靠一个编号不行。
两者搭配起来——瑞士管资金存放和走账，列支敦士登做收购主体的法律外壳。到目前为止，这套组合是合理的。”
他说到这里，又翻了一页：“我手上还有一批没有被激活的旧身份。
是50年前后在法属印度支那流通的一批旧法郎买下来的，这些人的身份，是几个战后不愿意回欧洲的法国军官。
他们直生活在南华，我们利用他们的身份，在香江和巴黎注册了许多公司。”
在场的人里，胡文谦和陈济川对视了一眼。
他们平时管钱，知道资金安全有多重要，但赵立冬说的这套手法，已经超出了他们日常经验的边界。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做假账”或者“资金来源不明”。
这是在国际金融体系的缝隙里，专门找到那些没人看见的角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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