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为国为家者，莫不以谷货为本，古先哲王莫不敬授民时，务农重谷，躬亲千亩，贡赋九州。且一夫不耕，一女不织，饥寒迫身，不能保其赤子，攘窃而犯法，以至于杀身。迹其所由，王政所陷也。夫百亩之内，勿夺其时，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既饱且富，而仁义礼节生焉，亦所谓衣食足，识荣辱也。”
魏收略有些得意，这是他在《魏书·食货志》所写的序言，如今新君款款念出，便是对他修史的肯定。
高殷顿了一顿，继续说：“唯有百姓步入小康，方能兴王道教化，故魏太和中实行均田，劝课农桑，使耕者有其田，国家增赋税，实在是良政。魏末动乱，使得民不聊生，如何恢复生产、使民不艰难，自高祖迁都、太祖立鼎，就无时不在忧愁这个问题，如今朕续绍天位，虽然才智愚浅，也不得不分担先人的责任。”
群臣应是，等待高殷接下来的话。
政治问题，很多时候都是经济的获取以及分配问题，如何在稳定人心与压榨钱粮间保持平衡，找到一个最佳比例，是对历代皇帝的终极考验。
在高洋**之时，以司定冀并为主的河北二十一州，合计一百二十二万户，人口五百万，占全国总人口的六成，而到四十年后的开皇年间，隋军灭陈，所得的陈朝户口仅五十万户，口两百万，足可见北齐的丰饶与南朝的贫瘠，光是一个河北二十一州，就已经是南陈的二点五倍人口。
但在天保八年，高洋迁徙冀瀛定三州无地平民去幽州耕种，未能取得良好的功效，这让高洋高殷父子耿耿于怀。
这本质上是关东豪强触动了皇帝的利益，可这是如何触动的呢？
此时的赋税大多是以户口来收，现在是乱世，无主的田地极多，土地又需要人来耕种，因此关东的豪强兼并土地、隐匿人口来充实自身，藏的人越多逃的税就越多，分割了国家的财政。
刚开国那会儿依赖他们的支持，高欢还能容许，等政权稳固，就开始对他们下手，这也是河北豪强被打击的一个原因。
北魏太和九年，孝文帝根据李安世的建议，发布了“均田令”，均田制度正式诞生，可以说均田这个严重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制度，就出自李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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