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平衡新军阀，还要回应民众对和平与繁荣的渴望。
德意志的民主化前途未卜，魏玛的幽灵似乎已在柏林的街头徘徊。
当然，那都是后话了。
冬日的暖阳，终于越过了科隆大教堂那饱经风霜的尖顶，将金色的余晖慷慨地洒在莱茵河冰冷的河面上。
河水悠悠，倒映着两岸刚刚重新挂起三色旗的楼宇，倒映着街道上不再行色匆匆、终于敢挺直腰杆行走的市民。
战争的巨兽暂时蛰伏了。它留下了满目疮痍，留下了几十万孤儿寡妇，留下了无数个像克劳斯那样从地狱爬回来、却再也拼不回完整灵魂的年轻人。
但也留下了秩序，留下了重建的砖石，留下了一个在烈火与钢铁中涅槃、却也因此伤痕累累的德意志。
那个曾经被整个欧洲视为“暴发户”与“乡巴佬”的霍亨索伦帝国，如今已巍然屹立于欧陆之心。
它的军队踏碎了巴黎的傲慢，它的工厂在炮火中未曾停转，它的意志在施里芬计划的坟墓上建立起了一个新的铁血神话。
然而正如塞纳河底的淤泥终将沉淀，历史的暗流也从未停歇。
法兰西的失败，并非军国主义的终结，而是单一霸权妄想的破产。
那个狭隘的、试图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强行塞进法兰西至上模具里的疯狂实验随着戴鲁莱德脑壳里的一声枪响化作了塞纳河上的一缕青烟。
他们妄图抹杀多样性，妄图用刺刀规定每一个人该如何生活、如何信仰、如何热爱自己的祖国
可他们最终只证明了活着的权利，以及选择如何活着的自由，是任何极权都无法剥夺的
但这并不是终点。
军国主义的幽灵并未随戴鲁莱德一同入土。
它只是被打断了脊梁，暂时遁入了阴影。
在未来的岁月里，它仍会寻找新的宿主，披上新的外衣……
或许是复仇的民族主义，或许是种族优越的狂热，或许是某种更为隐蔽的、以“秩序”和“效率”为名的极权。
它会在废墟中潜伏，会在经济的萧条中滋生，会在人们对和平的厌倦和对强权的渴望中借尸还魂。
但此刻，1915年的冬天终究是暖的。
至少在科隆，在柏林，在波茨坦，在那些刚刚从战火中苏醒的城市里，人们暂时不想去思考未来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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