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功过相抵……你是说，你清楚自己做的许多事本身就是过？哪怕在做的当下？”
“比那更糟，杰西卡小姐。我知道很多事的后果，甚至能猜到一些未来的评价。但我还是得做。”
“比如征兵，比如向克虏伯和毛瑟下更多的订单，比如和那些我内心厌恶的容克地主周旋，以换取他们对某些改革的不反对。”
“那你为什么还要做？”
“因为另一条路可能更糟。你研究过都灵的事情吗？不是报纸上简略的通讯，而是更加详细的报告，你们社民党内部应该有的”
杰西卡摇了摇头。
“我看过。法国坦克碾过街垒时，里面还有没来得及撤走的工人。神射手清理建筑时，有些房间里藏着只是想活命的平民。”
“黑色旅的年轻士兵，很多人在死前都不曾明白为何自己没有看到领袖许诺的荣耀。墨索莉妮站在胜利者的位置，但都灵已经流了太多的血，多到任何理想都无法在那片土地上轻易发芽。”
“我推动军事改革，准备战争，是因为我看到了那条路上堆积的尸体。”
“但我更怕的是如果德国没有准备好，当战争真的来临时，我们的工人、农民、青年，会死得更多、更惨。”
“在全面战争面前，阶级有时候会让位于国籍，而失败者的代价是整个民族的沉沦。那不仅仅是改朝换代，可能是几十年的压迫、屈辱和更深的苦难。”
“所以你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
“很可悲，不是吗？”有时候治理国家，尤其是治理一个身处欧洲火药桶中央的国家，不是在美好和丑恶之间选择，而是在各种程度的丑恶和灾难之间，选择一个相对不那么致命的。”
“我推动医疗改革，希望能多救回一些士兵；我设法改善工伤赔偿，是知道那些抚恤金对一个破碎的家庭意味着什么；我甚至愿意和你这坐在这里喝咖啡，是因为我相信对话和了解比纯粹的敌视和镇压多一丝微弱的希望。”
“你就不怕我把今晚的谈话说出去？说帝国宰相私下同情左翼，批判伯恩斯坦和考茨基？”
“你会吗？”克劳德反问
杰西卡沉默了。她会吗？揭露这件事，或许能打击眼前这个人的威信，但然后呢？能改变什么？能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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