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个幸进平民抱有疑虑的容克贵族……他们会如何反应？
但更紧迫的或许是另一件事。
他停下笔，目光投向桌角另一份简报
简报提到近期柏林及汉堡和法兰克福等地的几家小报上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声音的源头很有意思，是那些在金融危机最猛烈时濒临破产的中小银行家和资本家
金融危机中资不抵债的被直接清算，尚有挽救价值的则由四大银行注资接管，原所有者往往只能保留少数股权或一笔一次性补偿，失去经营主导权。
过程不乏强制，谈判桌下的压力远大于台面上的协商。
但结果毋庸置疑
金融体系止血了，关键产业链保住了，失业潮没有进一步恶化。
当时这些人是感激的，至少表面上是。
在破产和失去一切之间，能留下一点残骸已是幸运。
总署和四大银行被看作是救火队，尽管这支救火队有时会连房子带家具一起处理掉。
但现在危机最险恶的浪头过去了。
以工代赈提供了就业，社会秩序有所恢复，订单回升。
工厂陆陆续续的开工了，即使不去掏空国库工人们也不至于大规模失业了，最艰难的日子已经熬过去了
人是一种善于遗忘痛苦，更善于在痛苦消退后重新计算得失的动物。
于是一些声音开始冒头。
起初是私下的抱怨，在俱乐部、在行业协会的聚会、在那些失去了往日风光的前老板们的小圈子里。
抱怨的对象很明确
总署以及总署背后的克劳德·鲍尔。
抱怨的核心也很简单：我们本可以自救。
“如果不是总署强行干预，用那些苛刻的条件逼我们就范，我们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商业智慧和行业人脉渡过难关！”
“四大银行根本是趁火打劫！用微不足道的代价就夺走了我们几代人积累的产业！”
“政府的干涉扭曲了市场，破坏了自由竞争的原则！我们不是被金融危机打倒的，是被官僚主义和强盗资本联手扼杀的！”
“看看现在，大银行、大企业活得更好，我们这些真正创造就业、服务社区的中小业者却成了牺牲品！这公平吗？”
这些论调经过一些有意无意的传播、润色，开始出现在某些立场暧昧的报刊角落，或者被一些在议会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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