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许，史轸、韩圭到建邺后，并没有彻底的将京襄的战略设想，跟顾藩、周鹤、钱择瑞他们交底。
不过，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很多事情也没有办法再遮掩太深。
除了便于控制之外，迁都襄阳，徐怀还考虑到两个关键性的因素，此时也是耐着性子，跟钱择瑞他们详细解释。
国都作为中枢所在，官吏群体极其庞大，同时整个帝都的人与物，大半都以为国都为中心进行流转，注定的国都人口要远比普通的路府州治密集得多；甚至还需要维持较大规模的驻军。
想要维持如此庞大的人口，以往主要是都靠租赋漕运，每年不计成本的将数以百万石的物资运抵京师；这也使得以往输入京师的租赋，大半消耗在这上面。
大越立朝以来，冗官冗费冗兵积弊难返，有相当大的因素与此相关。
徐怀希望这一弊端有所改观，最好的模式就是在京师及附近地区大规模发展工造，去平衡京师的物资消耗。
然而目前京襄所发生的工造体系，对水力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襄阳位于南阳盆地、江汉平原与荆巫山系相交之地，能利用的水力资源，远非位于江淮平原的建邺能及。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因素，就是北伐的战略方向性选择。
十年战乱，河淮地区消耗太大，就算强行收复，生产恢复也需要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不得不随时面对赤扈人大规模骑兵的威胁。
徐怀有意先收复有山川之险的河洛地区，注定帝国的军政重心需要放在襄阳，而非建邺。
而更为长远的，徐怀并不想收复中原之后就此罢手，更想着将陕西以西的河陇、河湟乃至吐蕃高地、西域都纳入帝国的版图，同时还需要决定性的摧毁赤扈人的有生力量，都决定帝国的军政重心需要往西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