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械钱款，江淮等地再富庶，也很有些难支了。
再一个京襄令人厌恶的新政，核心就是军功授田，提高军卒的地位，为保障有足够的军功授田，才会严厉打压地方宗派士绅，对田地进行清查。
既然能从淮西获得足够的军功授田，那对江淮荆湖等地的清田，自然也就变得不那么迫切——这点又是符合江淮荆湖士绅利益的。
说白了就是形势所迫，死道友总比死贫道要强得多。
至于统兵将吏早就想这么干了。
大越立朝以来，军卒地位极低，即便行募兵制，但普通民众都不愿意从军，因此对军卒眷属在置办田地、科考、经商等方面都进行严格的限制。
说白了就是要让军卒的子孙后代除了充军，没有更好的谋生之道，从而保障募卒的来源不会干涸掉。
不能置办田宅，将卒即便得再多的军功赏钱，在物价腾贵的江淮，很快就会消耗一空，军卒眷属生存极为艰苦，又限制从事他业，子子孙孙都只能从军；当然，大部分将卒一生都没有机会讨老婆，也就无所谓子子孙孙。
像邓珪、刘衍、杨祁业以及解忠、刘文江、朱润、雷腾等将领，并非看不到这些弊端，但这是连建继帝在世时都没有改变，都不得不跟士绅、士臣群体妥协的残酷现实，他们又能改变什么？
然而到这时，这一切又变得顺水推舟一般容易，他们又如何能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