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严格执法、滥用酷刑的行为招致普遍的怨恨，《旧唐书》甚至将商鞅称为酷吏。
而王安石变法更是遭人诟病，王安石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如保马法和青苗法等等。
至于张居正，一条鞭法虽然有利于增加税收，但是也使得当时的老百姓苦不堪言，有的甚至不得不卖地、卖儿女才能筹够税收的银子。张居正改革最大的失败，就是没能解决藩王和土地兼并的问题。
别说是这些历史上的变法人物，就算是朱慈烺自己，想要解决藩王和土地兼并的问题，他也难以做到。
如果没有流寇作乱，朱慈烺想改革大明王朝的弊政，不是说不可能。至少短时间不行，很可能会最终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种缓慢的过程，最终才能使得改革成功。
问题是有了流寇作乱，李自成和张献忠在中原大地四处烧杀抢掠。他们抢劫大户，靠着吃大户壮大自己。
这就无形中，重新洗牌了贫富阶层。这样，就给朝廷的改革带来了便利。只要官兵能够打败流寇，接下来的改革任务就简单的多了。
即便是改革触动了那些大地主的利益，总比被流寇打过来将这些大地主们杀光要强。
所以说，即便是崇祯改革，实行安置流民，均分土地的政策。更是严禁大地主兼并土地，严格限制了土地兼并政策。使得土地国有化，百姓们只有种植经营权而没有买卖权。
这样最大限度的防止了土地的兼并政策，虽然那些大地主们依旧抵触。可是，总比乱成一锅粥后被流寇挨个杀了强。
至少在安置流民，均分土地这方面的政策上，地方官府不敢作弊。这也是为什么，雄县会出现登记在册的人口达到了二十三万六千八百人，缴纳赋税的仅有五万零六人的原因了。
一个有着二十多万人口的大县，竟然有十八万多人是不需要缴纳赋税的。这其中，不能说明问题么。
到最后的结果就是，穷人愈穷，富人愈富。单拿一个雄县来举例，这五万缴纳赋税的百姓，要承担着全县二十三万六千八百人的赋税总和。
这不等于是，活活的逼死他们么。即便是他们再怎么勤劳能干，再怎么朴实敦厚，一年辛苦下来还得倒欠着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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