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们都盼着爹呢。”
秋收的粮食不仅要养活六口人，还要应付伪政府没完没了的赋税。
可敌占区的税，比地里的草还疯长。
人头税、土地税刚交完，又来个“战时特别捐”，接着是“军需统筹费”，名目翻新得让人喘不过气。
秀儿把收割的粮食小心翼翼地藏在地窖里，每次征收队来，都要被搜走大半。
有一次，征收队嫌粮食少，还把家里仅存的半袋红薯也抢走了，说是“补充日军军粮”。
大的两个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常常吃不饱饭，大儿子饿得直哭，拉着秀儿的衣角要“爹爹买的糖”，小女儿则盯着弟弟怀里的米汤，咽着口水。
秀儿只能抱着几个孩子默默流泪，把仅有的一点粗粮先喂给最小的，再分给老人和大孩子，自己常常啃着野菜充饥。
产后本就需要调养，她却连顿饱饭都吃不上，脸色苍白得像纸，走路都有些踉跄，怀里的孩子也因为营养不足，长得比同龄孩子瘦弱。
日子再苦，秀儿也没断了打听赵晨的消息。
她托村里去过县城的货郎，托远房的亲戚，甚至托过伪保长，只要能搭上一点关系，都愿意拿出家里仅存的鸡蛋、布料作为酬劳。
可每次得到的消息不是“没见过这个人”，就是“被日军押去前线做苦力了，生死未卜”。
有一次，货郎带回来消息，说在县城外的劳工营见过一个像赵晨的人，被日军打得遍体鳞伤，还在被迫修路。
秀儿听了，当场就想冲去县城，被公婆死死拦住。
“秀儿啊，你带着三个孩子，身子还弱，去了也是白搭，说不定还会把自己和孩子都搭进去！”
婆婆拉着她的手哭道，“咱们再等等，等有合适的机会，再想办法。”
夜里，等三个孩子都睡熟了，秀儿就坐在油灯下，摸着赵晨留下的旧棉袄，眼泪打湿了衣襟。她想起赵晨临走时说的“我一定会回来的”，想起两人约定等孩子出生就做新衣裳的诺言，心里就多了一丝支撑。
她对着油灯默默许愿：只要赵晨能平安回来，就算一辈子受苦受累，她也心甘情愿。
看着秀儿日渐憔悴，拖着三个孩子还要独自扛起家庭的重担，两位老人心里既心疼又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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