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了“公用电话”与“便条”。这不是电子信号的关联，而是物理的、需要人力传递的线索痕迹。
他继续深挖，调阅的是通过FBI内部协调，从各地银行取得的纸质账单副本和汇款单据，过程缓慢而正式。
佐藤健一（洛杉矶）：每月通过邮政汇票向一个外地账户固定汇款。案发前一周，他从银行保险箱中取走了一个小包裹，内容不详。
卡洛·曼奇尼（洛杉矶）：养老金支票存入。但案发前一个月，他在一家并非其日常往来银行的支行，存入了一笔5000美元现金，来源解释含糊。
山本达夫（芝加哥）：生意账目清晰。但案发前两周，他收到一张通过外地银行开具的现金支票，汇款方信息经查存在问题。
铃木裕（西雅图）：个人账户显示，案发前三个月，每月初都有一笔现金存入，存款地点分散，且其本人操作显得生疏。
邓恩将这些异常标记在索引卡片上。
四个受害者，生活在三个城市，死前都涉及一笔非常规的、难以追溯的现金流动。
模式的存在，超越了巧合。多年与隐蔽威胁打交道的本能在他脑海中尖锐地鸣响。
结合那种高度一致的、“清单式”的犯罪手法，一个清晰的结论在他脑海中浮现：这绝非普通罪案或孤立事件，其背后必然存在一个有协调能力的专业组织在运作。
他将初步判断写入备忘录，建议总部关注此类“异常协同模式”。
尽管手头线索尚不足以支撑大规模联合行动，但他知道，调查的方向已经改变——从追踪街头可见的凶手，转向挖掘那个隐藏在幕后的、无形的网络。
日后，邓恩也将成为暗流最大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