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确实是圣天子无疑。
这位陛下，处理政务从来不夹杂个人感情，一切的判断都是从百姓的角度出发。
因为赵昰根本不看具体的政务内容。除非是那种危及到他个人生命安全的事（比如迁都、元军入侵），否则一律按照文华阁众人的建议处理。赵昰每天要做的，就是在奏折上签个字，然后去后宫。
而且，赵昰十分宽仁。亲政一年，从未判处过一例官员死刑。
唯一被赵昰亲自下令罢官的官员，还是因为酒后骑马（酒后驾车），不小心撞死了一名平民。
这件事在民间引发了轩然大波。
经过十几年的扫盲，百姓们的识字率大幅提高，话语权也随之变大。报纸（虽然还是手抄本）开始在街头巷尾流传，士大夫再也不能凭借文化垄断舆论。
当然，朝臣们本身对于这个官员也不愿意袒护。什么档次，也配和他们一样被叫做士大夫？就凭他喝酒打死人？
最终，朝廷顺应民意，将这名官员罢官流放。
只要朝臣们内部（保守派与激进派）达成了共识，赵昰没有不应允的。
对于一些御史的弹劾，只要不是什么谋逆的大事，赵昰也往往留中不发，不予处理。
自此，**“后赵昰时代”** 的政治风格开始确立 ——垂拱而治。
极度宽松的政治环境，迅速影响到了民间，形成了一种 “法无禁止皆可为” 的自由风气。
这极大地促进了东宋的商业发展。
原先还有些约束的商人，现在彻底放开了手脚。
海洋，对于宋人来说，不再是危险的代名词，而是财富的代名词。即便是身处偏远地区的宋人，也知道海外到处都是无主的金山、银山、香料山。
这是上天赐给他们宋人的应许之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又因为赵昰根本不在意民间的舆论，所以民间的舆论也空前开放。
百万扫过盲的宋人，有了闲暇，便聚集在一起谈论政事、抨击时弊、探讨格物。这种思想的碰撞，极大地提高了宋人对朝廷的归属感和参与感。
枯燥的程朱理学，已经满足不了宋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
杂学，开始兴盛。
民间的娱乐活动也是百花齐放。赚取了大量钱财的商人们出手阔绰，为了满足他们的享乐需求，产生了一大批从事娱乐行业的工作者。
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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