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1年开春，陕北安塞县张家村的雪还没化干净，但村里人的心里已经没那么冷了。
张老栓家的灶台上，终于能见到实实在在的粮食。朝廷免了三年赋税，发的新种子也种下去了，儿子栓柱在修路队做工，每月寄钱回来。日子好像有了盼头。
可有些东西，没那么容易过去。
刘寡妇还是每天抱着儿子的破棉袄，坐在门槛上发呆。孩子死了快一年了，坟头的草都长高了，可她还是不肯相信。村里人劝她想开点，她只是摇头：“要是粮仓的粮食没被贪，我娃就不会偷红薯，就不会死。”
这话像根刺，扎在每个村民心里。
是啊，贪官是杀了，可贪掉的粮食、贪掉的人命，能回来吗？
三月初，北平下了场春雨。雨水洗着前门大街新铺的青石板，也洗着总统府门前的铜狮子。
李国华站在窗前，手里拿着两份报告。一份是西北灾情后续：春耕顺利，民心渐稳。另一份是吏部呈上来的——去年查办贪官后，各地补缺的官员名单。
名单很长，每个人的履历都漂亮。可他心里没底：这些人，会不会又是下一个刘主簿、下一个延安知府？
秘书敲门进来：“总统，廉政公署筹备会议准备好了。”
“走。”
会议室里坐着十几个人，有留过洋的法学家，有在地方干过的老吏，还有两位是西北暴动时跟着去的工作组成员。李国华坐下，开门见山：
“成立廉政公署，直属总统府，独立办案。谁负责？”
一个四十多岁、面容清瘦的***起来：“我，陈启明。”
李国华认识他。去年在陕西，就是陈启明带人查的账，一笔笔把贪官的罪证挖出来的。这人原是南京高等法院的法官，德国留学回来，最认死理。
“好。”李国华说，“我给你三条：第一，不管查到谁，一查到底。第二，证据要实，办成铁案。第三，公署的人，薪水加倍——高薪养廉。”
有人插话：“总统，加倍是不是太多了？会有人说闲话。”
“那就让他们说。”李国华语气平静，“想让人不贪，先得让人活得体面。一个月三两银子的知县，管着十万人的吃喝拉撒，你让他不贪，那是笑话。”
陈启明点头：“我只要一个授权：办案过程中，可以调动地方警力，可以查封账目。”
“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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