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皮肤，让疲惫的头脑清醒了些。躺在硬板床上时，他想起陆承钧站在槐树下的背影——挺拔，孤独，肩负着一个并不富裕的北地。
这个曾经在他笔下的“新式军阀”，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第二天一早，五千份《北地新声》和三千份《北地女声》同时发行。
报童们抱着厚厚的报纸，穿梭在大街小巷，清脆的吆喝声唤醒了北地城的清晨：
“看报看报！《北地新声》少帅亲自撰文，谈减税修路！”
“《北地女声》！女子自己的报纸！教识字，讲卫生，还有姐妹信箱！”
茶馆、酒楼、学堂、商铺，到处有人在看报。识字的大声念给不识字的人听，听到减税的部分，有人叫好；听到修路要花钱，有人皱眉；听到码头抽成的事，有人窃窃私语。
傅云舟在茶馆里坐了一上午。他要了一壶最便宜的茉莉花茶，听茶客们议论。
“少帅这文章写得实在，不忽悠人。”一个老茶客戴着老花镜，边看边点头，“减税是好，可军饷怎么办？当兵的没饭吃，谁守城？”
“人家不是说了吗，三年内不让当兵的饿肚子。”旁边一个中年商人接话，“我看少帅有算计。路修好了，生意好做，税源自然广。”
“码头那事怎么说？”一个脚夫模样的汉子指着报纸，“这上面说抽成太高，要定标准。真能定？”
“难说。那是冯旅长的小舅子把持的，油水厚着呢。”
“可报纸都登出来了，少帅总得有个说法吧？”
议论纷纷中，傅云舟默默喝茶。他的文章被反复提及，有人赞同，有人质疑，但没人说“这书生胡说八道”。这种被认真对待的感觉，很陌生，也很踏实。
午后，他回报馆。陈先生正在接电话，脸色有些凝重。
挂了电话，陈先生对傅云舟说：“冯旅长派人来了，说想见见写码头文章的作者。”
傅云舟心头一紧：“人在哪？”
“在前厅。”陈先生压低声音，“来了两个人，看着不像善茬。我已经让人去督军府报信了。”
傅云舟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长衫：“我去见见。”
前厅里果然坐着两个穿军装的人，不是北地军的制式军装，而是旧式的那种，袖口镶着黄边。见傅云舟进来，为首的一个瘦高个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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