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的空白位置，忽然觉得肩上有重量。这一千五百字，不再是随心所欲的抨击，而是要对北地几十万百姓负责的文字。
“第一期我写什么？”他问。
陈先生推了推眼镜：“少帅说，您初来北地，不妨写写见闻。真实的见闻，好的坏的都可以写。只是……”他顿了顿，“最好能有建设性的意见，不止是指出问题。”
这个要求很微妙。傅云舟沉默片刻，点点头：“我明白了。”
接下来的几天，傅云舟白天在报馆看稿、校对，傍晚就在城里转悠。他去了粮市，看农民如何与粮商讨价还价；去了码头，听搬运工抱怨脚行抽成太高；甚至去茶馆坐了半天，听茶客们闲聊——从今年的收成，到督军府新颁的《禁烟令》，再到冯旅长手下又打了谁家儿子。
这些细碎的见闻，拼凑出一个更真实的北地：有进步，也有积弊；有希望，也有怨气。
重阳节那天下午，傅云舟正在修改专栏稿，报馆门被推开，沈清澜带着春桃走了进来。她手里提着一个食盒，一身藕荷色夹袄，外罩月白坎肩，头发在脑后绾成简单的髻，插一支素银簪子。
“陈先生，云舟哥。”她微笑，“过节了，带了些重阳糕来，大家尝尝。”
春桃把食盒放在桌上，打开盖子，里面是码得整齐的枣糕和栗子糕，还冒着热气。
报馆里除了陈先生和傅云舟，还有两个年轻的校对员，都是本地师范学堂毕业的学生。看见沈清澜，都拘谨地站起来行礼：“少夫人。”
“不必多礼。”沈清澜摆手，“辛苦各位了。报纸后日就要付印，听说这几天都在熬夜？”
陈先生忙道：“应该的，创刊号总要做得像样些。”
沈清澜走到傅云舟桌前，看见他摊开的稿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又涂改了许多处。
“写得还顺手吗？”她轻声问。
傅云舟放下笔，揉了揉眉心：“比想象中难。从前写文章，只管自己痛快。现在下笔，总要想着这话出去会有什么影响。”
“这是好事。”沈清澜在他对面坐下，“话语有重量，才该慎之又慎。”
她拿起稿子看了看。傅云舟写的是北地城的秋日见闻，从学堂里的读书声，到码头的劳工纠纷，再到茶馆里的闲谈。文字依旧犀利，但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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