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被药物、仪器和无休止的疼痛浸泡了五年的身体里，他的眼睛依然清澈。
苏蔓站在床边。她没有穿白大褂，换了一身普通的便装，但头发整齐地扎在脑后，用了一根淡蓝色的发圈——是去年生日夏晚星送她的。她正在拆心电监护仪的连接线，动作极轻，比她在急诊科给病人拆线时还要轻。她每拆一根线就在苏洋耳边说一句：“姐带你出去。不怕。”
苏洋说好。他说话的声音很轻，被呼吸机过滤之后变得闷闷的，但那个“好”字稳稳当当，没有恐惧，没有疑虑，干净得像他八岁以前在老家田野里奔跑时的笑声。
护士站在走廊的另一端。护士长值夜班，刚从护士站的小休息室里出来，端着保温杯准备交班，路过苏洋病房的时候习惯性往门上的玻璃窗里瞥了一眼。她看到苏蔓把苏洋从床上抱起来，放进了一台轮椅里。苏蔓的胳膊很细，但力气出乎意料地大。苏洋被挪动的时候皱了皱眉——他应该很疼，但他没有出声。
护士长推门进去，声音不大但语气警觉：“苏小姐，你现在不能带他出去。他现在的情况必须——”她的话没有说完，因为她看到了苏蔓手里的病历夹，上面夹着一张纸，是一份“自动出院”声明，底下已经签好了字，字迹干净利落，“苏蔓”两个字写得比任何时候都好。声明旁边还压着厚厚一沓钱，粗略估算大约五六万块，应该是苏蔓这几年存的全部积蓄。
“李姐，这是我欠医院的。不够的以后再还。”苏蔓的声音很稳，没有颤抖，没有哭腔，“药费我补不上了，对不起。”
护士长张口想说什么，但她看到了苏蔓的眼睛。那双眼睛和她在急诊科见过无数次的那个温柔体贴的苏医生完全不同——这双眼睛是空的，不是空洞的空，是被烧尽的空。灰烬还带着余温，但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再燃烧的东西了。护士长在急诊科干了二十三年，见过失去孩子的母亲、失去父母的孤儿、失去丈夫的妻子。她认得这种眼神。
她后退一步，让出了门。
苏蔓推着苏洋进了电梯。电梯里的荧光灯管把姐弟俩的影子打在金属墙壁上，灰扑扑的。苏洋在轮椅上微微仰头，看着电梯显示屏上的数字一层一层往下降。他说：“姐，我们要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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