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起火，无人生还。证据：卡车司机酒驾，已提前注射神经毒剂，事故现场死亡。
玛丽亚·陈，38岁，香港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公开呼吁对保护伞基因技术进行国际审查。处理方式：实验室事故。她的私人实验室今晚将发生‘高压灭菌锅爆炸’，氰化物泄漏。现场将发现她违规储存剧毒化学品的证据。
阿卜杜勒·拉赫曼，42岁，开罗人权律师。正在收集保护伞在非洲疫苗试验中的违规证据。处理方式：抢劫杀人。三名‘惯犯’将在他的公寓楼下动手，抢走所有电子设备。惯犯将在逃亡途中‘遭遇警方交火’死亡。
每一个名字，都配着一张照片和一段简洁的人生履历。每一个处理方案，都精确到分钟和地点。
“第三类：可利用者。286人。”威斯克切换到下一类，“主要是科学家、工程师、医疗专家。能力突出，但立场中立或摇摆。处理方式：绑架后改造，纳入保护伞研究体系。其中73人已提前接触并‘招募’，剩余213人将在今晚‘自愿加入’。”
这些头像标记为黄色。斯特林看到几个熟悉的名字——来自麻省理工、剑桥、东京大学的顶尖学者。保护伞需要他们的大脑，但不需要他们的自由意志。T病毒改造将确保忠诚，红后监控将确保服从。
“第四类：需警示者。90人。”威斯克说，“威胁较低，但具有象征意义。处理方式：发送‘红信封’。”
斯特林微微挑眉。红信封——保护伞的经典警告手段。一个普通的红色信封，里面装着一小块内脏标本（通常是肾脏或肝脏切片），附上目标的DNA检测报告，证明这块组织来自他本人或直系亲属。信封通常出现在目标的床头、办公室抽屉或车内，没有任何威胁文字，但信息明确：我们知道你是谁，我们知道你在哪，我们可以随时取出你的内脏。
“执行时间？”斯特林问。
“全球同步。”威斯克看了眼时间，“格林威治零点开始，按时区分批执行。东京时间上午九点开始，纽约时间今晚七点开始，伦敦时间午夜开始……确保每个目标都在睡眠或独处时遭遇‘意外’，避免目击者。”
斯特林点头。他靠在椅背上，手指轻轻敲击扶手：“冗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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