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元年，七月。
汴京的夏天，又闷又热，但比天气更让人烦躁的，是朝堂上那股子挥之不去的、黏糊糊的戾气。
紫宸殿里，天天上演着差不多的戏码。
“陛下！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结为朋党，把持言路，排挤异己！凡不附和新政者，皆被其指为‘守旧庸臣’，或罢或贬！长此以往，朝堂之上，只闻范党之声，不见陛下之威！此非国家之福啊陛下！”御史中丞王拱辰声泪俱下，跪在地上砰砰磕头。
“陛下明鉴！”范仲淹气得胡子都在抖，出列反驳，“臣等一心为国，所行诸事，皆出自《条陈十事》，有目共睹！夏竦、章得象等人，因新政损其私利，便百般阻挠，污蔑构陷！‘明黜陟’查的是庸官贪吏，‘精贡举’为的是选贤任能，何来结党之说？倒是他们，互通声气，互为奥援，才是真正的朋党！”
“你血口喷人！”
“你颠倒黑白！”
“够了！”龙椅上的仁宗赵祯终于忍不住，提高了声音，脸上是少年人强撑的威严和掩饰不住的疲惫与厌烦，“朝堂议事，成何体统！新政利弊，可详细奏来，何必动辄攻讦‘朋党’！此事……容后再议！退朝！”
他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宝座，留下身后一片嗡嗡的争吵和叹息。
这“朋党”的帽子扣下来，就像一道无形的枷锁。范仲淹等人再想推行什么，反对者只需轻飘飘一句“此乃范党之私意，非为国谋”，就能让大半朝臣迟疑观望，让小皇帝心生猜忌。
新政在汴京吵吵嚷嚷，出了汴京，更是寸步难行。
江南各路，转运使、安抚使多是勋贵旧臣出身，或与夏竦等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朝廷的新政文书，态度很一致：存档，研究，然后……没有然后。问就是“地方情形特殊，需因地制宜，缓图之”。问急了，就抱怨“漕运不畅，钱粮不济，胥吏顽劣”，总之一句话，没法办。
倒是蜀地四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安静得反常。转运使是周荣的门生，安抚使是靖安军旧部。朝廷关于“方田均税”、“厚农桑”的公文到了，他们也接，也存档，但该干嘛干嘛——继续修路，继续开矿，继续按“汉王（林启）旧例”征收商税、推广新农具、兴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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