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一些更具体的传言开始在小范围的渠道里流传开来：
“听说了吗？西城老刘栽了个大跟头，好像是个放东西的窝让人给端了，毛都没剩一根！”
“何止是毛，连看门的狗都让人弄走加菜了！说是来了个狠人，正门进去，几下就摆平了。”
“东城老马那边更邪乎，听说他藏文书图纸的耗子洞让人掏了个干干净净，连张纸片都没留下，手法干净得吓人。”
“真的假的？谁这么大本事？能摸到他们的命根子？”
“不知道，一点头绪都没有，老刘气得跳脚又不敢声张，老马现在看谁都觉得像贼。”
“会不会是上边……........？” 话不用说完，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就足够。
“不好说……也可能是黑吃黑，或者哪路过江龙？”
这些传言如同无形的病毒，在几个区的核心权力圈里缓慢而顽固地传播着。
尽管没有任何公开证据，也没有人敢当面询问刘建业或马志国，但那种他们倒了大霉的认知，以及随之而来的兔死狐悲之感，却真实地在其他几位主任心中蔓延开来。
朝阳区的主任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藏在郊区某处亲戚家地窖里的几个箱子。
崇文区的主任连夜让家人把一些明显超标的摆设搬去了更远的地方。
宣武区的主任则加强了自己另一处隐秘住所的看守，并严厉警告知情者管好嘴巴……
恐惧是一种会传染的情绪。
当两个以强势和谨慎著称的同僚都莫名其妙损失惨重地着了道，而且连对手是谁怎么做的都搞不清楚时，这种未知带来的威胁感是最强烈的。
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对方是随机选择，还是有什么特定的标准？
是只针对他们这个级别，还是无差别扫荡？
在这种疑神疑鬼风声鹤唳的气氛下，几位革委会主任的行事作风，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微妙而一致的收敛。
首先是对外抄没、清查行动的积极性看似未减，但那种急于将最值钱、最稀罕之物第一时间“暂扣”、“保管”到自己指定地点的急切劲头，明显弱化了。
东西还是照收，但登记造册似乎更规范了些，往自己小金库划拉的时候，手也不像以前那么快、那么黑了。
甚至有人开始对手下敲打，要求注意工作方法严格按照政策办事，生怕做得太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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