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组入驻农场后，例行问话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场部的一间办公室被改成了“谈话室”。一张长条桌，一边坐着沈国杰和组员，另一边则轮番坐着被叫来的人。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抑的气氛。
首先被询问的就是高慧。
她坐在那里，因为激动身体微微发抖，但眼神却异常坚定。
面对沈国杰温和而鼓励的目光，她将胡干城如何上门抓人，那天早上地窖的情形，赵树勋尸体疑点，以及自己被关押释放后被监视，这些事情全都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说到最后，高慧恳请道，
“师部领导，请您一定为我家老赵做主。老赵不是反gm！他一辈子本分守己，连大声说话都不敢，哪来的‘里通外国’？那个账本……根本不是他的，是别人托他代为保管的！如今他死得不明不白，连口棺材都没有。我不求别的，只求还他一个清白，让他走得体面些……”
沈国杰沉默片刻，郑重地点了点头，“大姐，您放心。我们来，就是为了查清真相。组织上一定会实事求是。”
高慧离开后，几个老实巴交的职工也被单独叫去谈话时。
起初都支支吾吾，害怕得罪人。
但在沈国杰耐心的引导和“提供线索也是保护自己”的保证下，
一个胆大的老工人终于压低了声音，说了一件毛骨悚然的事：“……我……我好像听过地窖里头有惨叫，就在赵会计出事那几天……”
另一个补充道：“是啊，那几天冷得邪乎，晚上零下十度，滴水成冰。赵会计就那么单衣单裤，还被关着，没被子……别说人了，就是头牲口，也扛不住啊。”
这些碎片化的信息，被组员详细记录在案。
张保德也被询问，他表现得滴水不漏。
他痛心疾首地回忆赵树勋的“思想问题”，将一切归咎于其“个人原因”，对地窖、逼供等细节一概不知，仿佛自己只是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
而轮到胡干城时，他则完全是另一副姿态。
梗着脖子，一脸的不耐烦和抵触，声称自己只是执行命令，对赵树勋的“畏罪自杀”感到痛心，并当场拿出了一个账本，证明赵树勋确实有“里通外国”的重大嫌疑。
“您看，这上面全是英文字母，还有密密麻麻的数字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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