袋里，仰头看了一会儿星星。西南的星空跟北方不一样，银河挂得特别低，像是伸手就能摸到。
“想过。”他说，“年轻的时候特别怕这个，怕白干一场，怕死了什么也没留下。后来不这么想了。”
“为什么不这么想了？”
“有一次在川南，咱们的防线被北洋军撕了个口子，我带着骑兵往回堵。冲到一半马被打死了，我从地上爬起来继续跑，心想这把交代了。结果你带着步兵从我后面冲上来了，一个人扛着一挺轻机枪，站着打，打完了三梭子弹，把对面压回去了。”程振邦说到这里笑了一下，“后来我问你怕不怕，你说怕，但你更怕你爹在天上看着你怂。”
沈砚之没有说话。
“后来我想通了。看不看得见太平，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但后人一定会问——宣统垮台、袁贼窃国、军阀割据的那些年，有没有人拿命去挡过？有没有人明知看不见天亮，还在黑夜里点过一盏灯？”程振邦伸出三根手指，“四个字——有。沈砚之。够不够？够了。”
院子里安静了很久。夜风把院子外那棵桂花树的香气送过来，甜丝丝的，跟北方的风完全不一样。沈砚之闻到这个味道，忽然想起了山海关的冬天。那些滴水成冰的夜晚，他在城楼上站岗，风像刀子一样割脸，嘴里呼出的白气在围巾上冻成了冰碴。那时候他觉得山海关就是全天下最冷的地方。后来去了川南，在泥泞的战壕里蹲了四十九天，又觉得山海关的冷不算什么，至少是干冷。而现在，他终于等到了西南的秋天。
“程兄。”
“嗯？”
“你刚才说我白了三根头发。”
“怎么，我数错了？”
“我三十二了。”沈砚之低下头，月光落在他头顶，果然有三根银丝在黑色短发里若隐若现，“我爹三十二岁的时候还在山海关当副将，每天巡城、练兵、喝点小酒，最大的烦恼是关外的马匪和朝廷克扣的军饷。他是四十五岁那年才开始干大事的——响应武昌起义，在山海关起兵。那年我已经二十岁了，站在他旁边帮他擦枪，心里想的是明天能不能打赢。”
他顿了顿，抬头看着那轮冷月。
“现在我三十二了，干的事比他还多，却没有他那么从容。他起兵那天早上，我娘在厨房给他煮了一碗面，他吃完面把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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