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手松开，拍了拍怀里那面被海水溅湿了一大块的旗子，转身走进舱房。
第四天清晨，风浪平息了。海面恢复了平静，晨曦从东边海平线上升起来，橘红色的光铺在海面上，像是有人在墨蓝色的绸缎上洒了一层碎金子。沈砚之站在船头，远远地看见了一条灰蒙蒙的海岸线——那是中国。海岸线在晨雾里若隐若现，吴淞口的灯塔在薄薄的晨光中亮着，像一个站在水天交界处的老人举着一盏灯，安安静静地等了你两年多。
程振邦也看见了。他没说话，只是狠狠地拍了拍沈砚之的肩膀。沈砚之回头看了一眼身后那十几个从长崎带回来的老弟兄，他们都站到甲板上来了，衣衫破旧，面黄肌瘦，有的人连鞋底都磨穿了用麻绳绑在脚上，眼睛望着前面那片越来越清晰的海岸线，目光里有一种沉默无声的坚定。
“同志们。”沈砚之的声音不高，但海风正好停了，他的话落在寂静的空气里，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他用手指着前方那片越来越近的土地，“咱们回来了。回去之后，有人会倒，有人会怕，有人会叛，但咱们不骂他们——他们只是想活。咱们跟他们不一样，咱们在这儿过了两年多，要是只想活着，留在长崎开家面馆也能活。可咱们的家国在那边，咱们走的时候就没打算活着回来。”
他没说完，轮船已经拉响了汽笛，长长的笛声在晨光里回荡，把他的话淹没在汽笛的呜咽里。但没有人需要听完。船上的十几个老兄弟同时朝他立正，他们穿的不是军装——有人穿着在日本打工穿的粗布短褂，有人穿着在码头干苦力磨出两个窟窿的旧皮鞋，有人只有一条从孙先生处领到的围巾还算体面——但立正的动作是齐的，脚跟并拢的声音在甲板上响成一声。
下午三点，船靠上了上海十六铺码头。码头上的景象比沈砚之记忆中更乱更挤——挑夫扛着货物在人群中穿梭，人力车夫扯着嗓子喊“让一让”，小贩举着竹竿叫卖香烟和瓜子，几个穿黑褂子的巡捕在人群中推推搡搡，远处还有一个说书先生在茶棚底下拍着惊堂木讲《三国》，说的正是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那一段。沈砚之踏上码头石阶的那一刻，膝盖微微弯了一下，像是在船上漂了太久，身体已经不习惯踩在不会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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