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最后一场，也是最关键的一场考试，做准备。
第二场考试结束。
经过短暂的休息后，决定考生最终名次上限的第三场策论考试，终于来临。
这一场，考的是真正的治国之策。
第一题，论“礼乐”与“政令”之关系。
朱文远以“堤坝”与“流水”为喻，指出礼乐教化，如同筑固堤坝，规范人心；而政令刑法，则如疏通河道，引导水流。二者一为体，一为用，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第二题，论土地制度。
他吸取了南下途中的见闻，提出土地之策，当“因地制宜”，不可一概而论。
江南水乡，人多地少，当鼓励工商，以分流人口。
而北方旱地，地广人稀，则可试行“屯垦”，以安抚流民。
第三题，为时政题，问如何处置日益猖獗的北虏入寇。
这正撞在了朱文远的枪口上。
他将自己早已烂熟于胸，并与师伯柳景明反复推演过的《论开边市以制北虏疏》，洋洋洒洒地写了出来。
详细阐述了，如何通过开放边境贸易，用大乾的茶叶、丝绸、瓷器这些草原上没有的奢侈品，去换取北虏的战马、牛羊和皮毛。
从而在经济上，将那些各自为政的草原部落，牢牢地绑在大乾的战车上，再辅以外交手段，拉一派，打一派，最终达到“以夷制夷”，根除边患的战略目的。
第四题，论刑法改革。
他再次重申了自己在院试时的观点，主张“减贱籍，慎刑罚”，强调律法当有温度，为政者当怀仁心。
终于，到了最后一道压轴大题。
“何以解我大乾国朝财政之困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