袋的手在发抖。
里面是一份病历复印件。患者姓名：沈建国，也就是沈砚舟的父亲。诊断结果那栏写着：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急性心肌梗死。入院时间是五年前的六月初——正是沈砚舟忽然变得很忙的那个时候。
后面附着一张手术通知书。在“手术风险告知”那一栏，沈砚舟的签字潦草而用力，把纸都划破了。
再后面是一份协议书。密密麻麻的条款，她看不太懂，但最后的附加条款用红笔圈了出来：“乙方（沈砚舟）在合作期间及合作结束后两年内，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泄露合作细节，否则视为违约。”
“这个第三方，”林微言抬起头，“包括我？”
顾晓曼点头。
咖啡馆的空调忽然变得很冷。林微言看着那些文件，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像在读一本用疼痛写成的小说。病历上的每一个日期，都是她曾经埋怨过沈砚舟“不关心我”的日子。手术通知书上每一个签字，都是她以为他“变了心”的时刻。
“其实他找过你。”顾晓曼说，“在签署协议之前。他回了你们学校，在你宿舍楼下等了整整一夜。后来下雨了，他就那么站在雨里。”
林微言的眼泪终于落下来。
她记起来了。那年的六月确实有一晚，室友说楼下有个男生站着，像是法学院那个第一名。她当时正在准备毕业答辩，又因为沈砚舟连续一周没联系而赌气，便说“随便他”。
第二天早上，雨停了，人也走了。她后来问他最近在忙什么，他只回了两个字：“没事。”
“协议签完之后，他整个人就变了。”顾晓曼看向窗外，“工作起来不要命。那个反收购项目难度极大，他几乎住在公司，三个月瘦了二十斤。但他从没抱怨过一句。只是有一回，项目取得关键进展那天晚上，他喝醉了。”
顾晓曼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他一直在叫你的名字。”
雨声忽然变得很远。
林微言把脸埋在手掌里，肩膀轻轻颤抖着。那些她以为早已结痂的伤口，此刻被一层层剥开，露出里面从未愈合的血肉。她哭的不是自己五年的怨恨，而是一个人默默扛下所有之后，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他不能说。不是不想，是不能。
“现在他的处境也不好。”顾晓曼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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