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34，周一。
写字楼的早高峰像一条被压紧的输送带，人群的脚步声在大堂地砖上反复回弹，听久了会产生一种错觉：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走，却没人知道终点是不是陷阱。
周砚刷卡过闸机时，门禁“滴”声比平时更短，像被刻意截断的提示。他没有直接去工位，而是先绕到一楼咖啡机旁的立柱阴影里，站了三秒，确认身后没有尾随的脚步，再把手机开到飞行模式，检查一遍昨晚归档的录屏与聊天截图是否完整，文件名、时间戳、哈希值都对应无误。
对他而言，今天不是“谈”，是“取证”。取证只有一条原则：每一句话都要落在纸面上，每一份材料都要能复核，每一个动作都要能回溯。
08:41，信息安全部取证室门口。
取证室在三楼最里侧，走廊尽头的冷白灯照得人脸发灰，门牌上贴着“访客登记”“录音录像提示”“手机存放柜”的三张纸，字都印得很大，像是在提醒每一个进入的人：这里不接受情绪，只接受证据。
陈某已经到了，坐在走廊长椅上，外套皱得像昨晚没睡。他看见周砚，立刻站起来，眼神里既有焦虑也有求生的本能：“周工，我按你说的来了……我真不想背锅。”
周砚没有安抚，更没有承诺。他只是把声音压得很稳：“你今天只做一件事——把你经历的事实按时间顺序说清楚。不要猜，不要推断，不要替任何人做解释。你说事实，剩下的交给流程。”
陈某点头，喉结滚动了一下：“我明白。”
08:47，取证室的门开了。
安全部负责人姓严，四十多岁，戴着细框眼镜，语气客气却没有温度：“周砚、陈某，进来吧。法务也在。”
法务专员坐在桌的另一侧，面前摆着一叠空白纪要模板和一支黑色签字笔，像一把等着落锤的秤。桌上还有一个小型录音设备，红灯常亮，旁边贴着“全程录音，纪要为准”的标签。
周砚先把手机放进存放柜，按制度锁好，再把自己的文件袋放到桌面中央。透明封条上的签名还在，他当着三方的面拆封，动作慢，但每一步都清晰——拆封就是开始，开始就意味着每一个细节都可以被质疑，所以他不允许任何“模糊”。
严负责人看了他一眼：“你带这么多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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