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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少年现在在哪里？”苏信立刻问。
“还在教会附近流浪，但教会自身难保，很难庇护他。特高课的人似乎也在找他。”洪文博答道。
苏信沉思片刻，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想办法，在不暴露我们自己的前提下，给这个少年指条明路，让他能接触到调查团的人，或者……有良知的记者。”他顿了顿，补充道，“不要直接引导，只是创造一个机会。剩下的，由他自己选择。”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计划。少年是否敢开口？开口后能否取信于人？消息泄露后特高课的疯狂反扑？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失控。
但苏信认为值得一试。这个少年作为受害者家属，其控诉比任何间接证据都更有力量。即使最终失败，也能进一步暴露日方的残暴，让国际舆论更加汹涌。
“是！我马上去安排，一定做到万无一失！”洪文博领命而去。
就在苏信紧锣密鼓地布局的同时，影佐祯昭那边也并未闲着。
面对调查团的压力和内部的指责，他急需找到替罪羊来转移视线并向上峰交代。
很快，一个“完美”的牺牲品被推了出来，上海防疫部门的一名中国籍中层官员。
特高课发现此人勾结外部势力，伪造疫情数据，误导皇军防疫决策，最终导致闸北防疫工作出现重大失误，引发了不必要的国际误解。
一顶顶大帽子扣下来，这名官员迅速被逮捕并认罪，相关证据也适时地提供给了一向与日方关系密切的几家报纸。
这套丢车保帅、混淆视听的把戏，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了日方的被动局面。但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不过是拙劣的表演。李顿爵士对此嗤之以鼻，调查团的工作重心依然集中在寻找闸北事件的直接证据上。
苏信冷眼看着这场闹剧，心中更加坚定了要促成那个少年与外界接触的决心。只有更血腥、更真实的控诉，才能撕碎这虚伪的谎言。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洪文博带来消息：计划成功了。
那名少年在躲避特高课追捕时，“偶然”撞见了《曼彻斯特卫报》驻沪记者肯特先生，情急之下用不熟练的英语哭诉了父亲的遭遇和闸北的事件。肯特记者敏锐地意识到其中的价值，冒着风险将少年藏匿起来，并进行了初步采访。
“肯特是出了名的硬骨头，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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