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们虽有不满，却也明白关税是“朝廷规矩”，且细则划分清晰、奖惩分明，并未过度压榨，便纷纷按规定缴税。
仅第一个月，长崎港便征收关税白银十五万两，松江港、泉州港等大明港口也征收了大量关税，这些税款一部分上缴朝廷，一部分用于水师建设与港口维护，形成了良性循环。
李骜站在长崎港的瞭望台上，看着往来如梭的商船与忙碌的码头，心中了然——这才是他筹备东海贸易的真正目的。
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只靠倭国的矿脉攫取资源，而是想通过构建“大明-朝鲜–倭国”的贸易闭环，打造稳定的税收来源，从根本上改善大明的财政结构。
以往大明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农税，尤其是在经历战乱后，土地兼并严重，农户大多贫困，却要承担高额税负，不少人因交不起税而流离失所，百姓负担沉重；而商税与关税长期被忽视，大量财富集中在商贾手中，朝廷却难以征收。
如今随着东海贸易的繁荣，商船往来不绝，仅长崎港每月的关税就达十五万两，加上大明沿海港口的商税，朝廷的财政收入大幅提高，这便有了减轻农税的空间——无需再靠压榨农户填补国库，也能支撑边防、水利等国家开支。
李骜已向朱元璋上书，详细阐述了“以商补农”的构想：先从江南地区试点，将农税降低一成——江南是大明的富庶之地，也是贸易最活跃的区域，降低农税后，既能缓解当地农户压力，也能为其他地区树立榜样；同时承诺，待倭国矿脉开采步入正轨、关税收入连续半年稳定在二十万两以上，便逐步在全国范围内降低农税，北方地区可先降五成，偏远州县甚至可免除部分杂税，真正让百姓卸下肩上的重担，有更多精力投入农耕与生产，形成“农稳商兴、商兴补农”的良性循环。
在奏折中，他还特意附上了关税收入明细与农税减免的具体方案，强调此举不仅能缓解民生压力，还能增强百姓对朝廷的认同感，减少流民问题，为大明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李骜对此充满了信心，只要这个方案能落地，大明就能逐步摆脱“重农抑商”的传统束缚，走出一条农商并举的强国之路，而东海贸易，便是这条路上最关键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