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往后怕是会把气撒在实业局头上，撒在上海百姓身上。工厂办起来了，他们若串通商户不供原料、勾结漕帮断水路……到时候怕是……”
他没再说下去，可话里的担忧再明显不过。
在他看来，李骜此举虽解了眼前之恨，却埋下了更大的隐患——与整个江南士绅圈子为敌，无异于在布满暗礁的江面上行船，稍有不慎便会船毁人亡。
沈知言望着李骜年轻却坚毅的侧脸，只盼这位昭武侯能听进几分劝，哪怕稍作缓和，也好过将事情做绝。
李骜听后勒住马缰，转过身看着沈知言满脸焦灼的模样，忽然笑了起来，还轻轻点了点头。
他眼底的锐利淡了几分，多了些真切的暖意——这沈知言是真把上海的事放在心上，连他这位外乡侯爷的后路都替着盘算，倒是难得的实心肠。
这年头，官员大多要么攀附权贵，要么明哲保身，像沈知言这样，既敢跟士绅硬刚，又能替旁人虑及长远的，实在少见。
他刚才那番话，句句都在为实业局的将来操心，为上海百姓的安稳着想，没有半分私心。
李骜心里对他的感观又好了几分，暗忖上海能有这样的父母官，也算是百姓的福气。
不过，沈知言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
江南士绅，从来不是单一个体，也绝非某一两个士族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盘根错节、利益交织的庞大群体。
这些江南的世家大族，早已将科举制度变成了家族延续的“阶梯”。
族中但凡有几分天资的子弟，自小便延请名师教导，耗尽资源也要送进考场。
一旦有人高中进士、踏入朝堂，便成了家族安插在中枢的“代言人”——朝堂上议及江南赋税，他们会巧妙地将重担引向寒门；涉及地方新政，他们会以“体恤乡邻”为由阻挠触动族产的条文；即便族中有人犯事，也能靠着京中关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如此往复，朝堂与地方的利益被牢牢捆绑，形成一张密不透风的保护伞。
而在地方上，他们的势力更是如老树根般深扎土壤。
县令到任，需先拜会当地士绅“前辈”；赋税征收，实际由他们麾下的粮长、里正操控；甚至连官司断案，若没有士绅点头，往往也难以执行。
他们通过联姻、结拜、同窗等关系，织就一张覆盖乡野府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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