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朱捋了捋胡须。
儒家治国行不通？
这句话如滚烫的烙铁，在老朱心头反复炙烤。
半生戎马，他以“礼义廉耻”为纲构建大明根基，将程朱理学奉为治国圭臬，满朝文武皆以圣人之言为立身准则。
可现实却如刺骨寒刀，一次次撕开“儒家盛世”表象下的溃烂伤口。
郭桓案爆发时，上至六部尚书，下至州县小吏，万余人结成贪腐巨网，将税粮田赋玩弄于股掌之间。
当查抄的账本堆满宫室，连见惯血雨腥风的老朱都脊背发凉——那些在经筵上引经据典、高谈仁义的臣子，竟将国库掏空如筛。
紧接着，海禁走私案牵扯出李善长等勋贵重臣，这些曾与他并肩打天下的兄弟，为了金银财货，不惜私通番商、践踏国法。
儒家典籍里的“君子喻于义”，在真金白银面前成了可笑的空谈。
一桩桩大案如惊雷炸响，让老朱不得不正视一个残酷真相：当治国仅靠道德教化，当律法在利益面前苍白无力，再完美的理论体系也不过是空中楼阁。
或许李骜所言非虚，那传承千年的儒学，已经在层层教条的桎梏中悄然腐朽。
曾经以仁义为骨、以礼信为魂的圣学，如今成了文臣儒生攀附权贵的工具。
郭桓案里上万官员将“克己复礼”抛诸脑后，海禁案中勋贵重臣把“忠君爱国”踩在脚底，他们口诵四书五经，行的却是贪墨枉法之事。
所谓礼教纲常，不过是粉饰私欲的幌子，当道德沦为谋取私利的遮羞布，再华丽的儒学外衣下，都掩盖不住内里溃烂的脓疮！
老朱攥紧龙椅扶手，指节泛白——若连治国根基都已蛀空，这大明江山，又该如何稳固？
经济治国实业兴邦？
这八个字撞进老朱眼底，与案头堆积如山的税赋奏折形成鲜明对比。
江南的棉纺织工坊日夜轰鸣，却填不满贪腐蛀空的国库；江南的茶盐商路看似繁荣，实则被勋贵私设的关卡截成碎片。
老朱忽然想起去年黄河决堤时，户部连修缮堤坝的白银都筹措艰难，而那些满口仁义的文臣，宅邸却愈发雕梁画栋。
若真能以实业盘活民生，让百姓手中有粮、工坊里有活计，是否比空守着腐朽的礼教更能稳固大明根基？
这个念头如星火燎原，在老朱久经沙场的胸中燃起从未有过的悸动。
“重商薄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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