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饬后的边军体系，明军如何能跨海援朝，将丰臣秀吉的野心挡在鸭绿江外？
如果当时没能挡住倭寇的铁蹄，让其染指中原大地，那又该是何等不堪设想的后果？
站在朱由校此刻的位置来看，最值得肯定的，是张居正那种敢于打破陈规、直面积弊的革新精神。
自张居正死后，大明政坛上再未出现具备如此魄力与执行力的人物。
天启朝、崇祯朝，难道真的无人看清大明的危局吗？
非也！
而是张居正身后的遭遇，削籍抄家、子孙流徙的惨状，让天下有志改革的能臣良吏心寒齿冷。
“改革者不得善终”——这一血淋淋的教训，成了悬在后来者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即便有人看清弊政，也不敢再轻易触动既得利益的雷区，只能在“维持现状”的苟安中，眼睁睁看着王朝一步步滑向深渊。
反观取代大明的满清，虽在表面上维持了两百余年的统治，却以思想禁锢、文字狱横行为代价，以“奴才文化”驯化士人，将整个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进取意识消磨殆尽，最终，在世界工业革命与启蒙思潮的浪潮中，沦为被动挨打、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
大明，纵有千般不是，却始终未曾以高压手段钳制言论、摧残文脉。明朝民间教育普及程度之高，识字率之广，放眼当时世界，实属罕见。
朱由校记得自己曾看过一则后世学者的研究数据：明代中后期，城市平民的识字率已接近20%，江南富庶之地甚至高达30%以上；
而相比之下，直至1909年（宣统元年），清廷官方统计全国“粗通文墨者”仅约300万人，按当时人口估算，识字率不足0.75%。这般悬殊的差距，足以印证满清在愚民政策上的“用心良苦”。
至于与大明同时期的欧洲诸国？那就更不必提了。彼时除少数贵族与教士外，绝大多数民众仍是文盲。
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地的乡村，能读写者凤毛麟角，所谓“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尚在萌芽阶段，远未普及至大众。
朱由校凝视着案头摊开的史书，心中愈发清明，为张居正平反，不仅是还历史以公道，更是要为大明重拾那份敢于变革的勇气。
一个王朝最可怕的从不是内忧外患，而是失去了“直面问题、破旧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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