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腹地，使其“疲于奔命，不敢西顾”。在其坐镇登莱期间，后金连续三年未敢大举进犯山海关，为明朝赢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时人黄道周曾痛惜评价：“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
可惜，正是这样一位国之干臣，却因不屑依附魏忠贤阉党，拒绝为其党羽请功，而遭排挤倾轧，最终心灰意冷，被迫“致仕归里”。
崇祯六年，袁可立病逝，朝廷追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登州名宦祠中，他是明朝十四任登莱巡抚中唯一入祀者，被后世誉为“明朝最后的脊梁”。
可叹其功业招致清廷忌惮，修《明史》时，其事迹被系统性删削，奏疏、塘报多遭焚毁，董其昌所撰行状亦险遭毁版，致使《明史》中对其仅寥寥数语，未入“名臣传”，收复失地、策反刘爱塔等不世之功几被抹杀，实令人扼腕。
朱由校穿越之前了解此人经历之后就曾感慨，这样的人物，竟然在官场上无容身之处，只能说大明亡的不冤。登基以来，他就特戳升其为登莱巡抚，对其寄予厚望。
去岁十月，袁可立奉新君圣旨，授登莱巡抚重任。接旨那一刻，他手捧黄绫，指尖微颤——为官半辈子，第一次感受到被毫无保留信任的重量。这位历经三朝的老臣，眼中闪过一丝久违的光彩。
谢旨之后，他星夜兼程赶赴这新设的登莱巡抚任上，肩负起为辽东大军筹措粮秣、稳固后方的重任。
然而，踏入山东地界伊始，袁可立的心便沉了下去。连年大旱，赤地千里，民生凋敝之状，远比他想象的更为酷烈。
更令人心寒的是，朝廷虽已下旨罢免辽饷，但地方胥吏与豪强勾结，仍巧立名目，变本加厉，盘剥百姓，致使民怨沸腾，几成干柴烈火之势。
这半年来，他几乎是呕心沥血，才勉强将登莱巡抚这套新班子搭建起来，理顺头绪，使粮饷得以源源北运。所幸，陛下圣明，知他艰难，从京中陆续选派了数十名官员前来辅佐。
想到此处，袁可立目光不经意间扫过坐在下首的肖子昂与罗梓承。此二人，乃是陛下在他赴任时，特意指派而来的“直奉官”其中之二。
初时，袁可立对此颇不以为然。他乃科举正途出身，从州县小吏一步步做到封疆大吏，深知要成为一名熟悉政务、老成干练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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