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战壕里的积水，在士兵心中蔓延，淤积。他们不再谈论胜利，甚至很少谈论明天。话题变成了：
“昨天D区又没了三个，听说是黑寡妇，找到的时候人还好好的，就是没气了，身上连个伤口都没有，邪门......”
“咱们的无人机什么时候能来？米国佬答应的新货呢？再不来，晚上撒尿都不敢出去了！”
“我听说二营有个家伙，把热成像仪的电池故意弄坏，就为了晚上值班时不用提心吊胆看那个屏幕......结果被关了禁闭。”
“这仗打得......真他妈的憋屈！像老鼠一样被撵着打！”
恐惧并非懦弱，而是对无法理解，无法对抗的死亡方式最本能的反应。战争不再是勇士的对决，更像是操作员与工程师隔着屏幕的冰冷博弈，而士兵，成了棋盘上被动承受火力的棋子，或者......测试新武器效能的数据点。
士气在无形的绞杀下持续低落。非战斗减员开始增多，不是逃亡,严酷的战场纪律和无处可逃的现实抑制了这一点，而是各种“意外”,走火，在非必要区域暴露，甚至因极度紧张导致的精神崩溃。双方指挥层都意识到了问题，但除了加强反无人机训练，配发更多单兵干扰设备数量不足，且面对高端机型效果存疑，以及用更严厉的纪律压制外，似乎别无他法。战场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掌控着天空“蜂群”的一方手里。
然而，就在这个阴云密布，士气低迷的下午，在二毛方面军“第聂伯壁垒”防线后方约十五公里的一处相对安全的野战机场兼无人机前进指挥中心，一种新的，更诡异的“异常”，悄然降临。
这里是二毛军重要的无人机力量集结点之一，驻扎着一个混合无人机连，装备包括土耳其制的“旗手”TB2，米国援助的“弹簧刀”系列巡飞弹发射单元，以及一些本土改装的小型侦察无人机。机库和临时掩体内，无人机或挂载弹药，或正在进行检修，地勤人员和技术军官穿梭忙碌，无线电里满是调度和检查的指令。
最初，只是一个操作员略带困惑的报告：“长官，灰雁 7侦察单元预定返航时间已过十分钟，仍未建立联系，最后传回信号显示其在G 4空域正常巡逻。”
指挥官，一位名叫谢尔盖·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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