鹏的名字，还有一名中间人的签名。
“解宝华当时是分管政法的副秘书长。”常军仁说，“他侄子出事以后，他第一时间找的不是公安局，是一个中间人。这个中间人叫洪万财，在城北开了家典当行，专做灰色地带的生意。洪万财出面跟杨树鹏谈，最后的结果是——杨树鹏退了一百万，解明辉签了调解协议，事情私了。”
“那解明辉跳楼是怎么回事？”
“私了之后第三个月。杨树鹏退了一百万，但解明辉之前借的网贷和私人借贷还有七八十万的窟窿填不上。那些要债的天天上他家堵门，拿油漆泼门，往锁孔里灌胶水。解明辉受不了，从五楼跳了下来。命保住了，一条腿废了。”常军仁的语速很慢，声音里没什么情绪起伏，可这种刻意的平静反而更能让人感觉到话里的分量，“解宝华从头到尾没出面。他让家里人去处理的，把人送到了外省的康复医院，对外只说是不小心摔的。”
买家峻翻到最后一页。那是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个年轻人躺在病床上，左腿打着钢钉和支架，眼神空洞地看着镜头，脸上的表情不是痛苦，是某种更彻底的东西——像是一个人已经不在乎自己还活不活着了。
“解明辉现在在哪？”
“在老家，一个叫鹤塘的镇上，开了个小卖部。”常军仁说，“废了一条腿以后，他再没来过新城。我派人去找过他，他不肯说当年的事，一提就发抖。”
买家峻合上文件夹，手指在封面上轻轻摩挲。那个发白的边角说明这份材料被人翻阅过无数次，可从来没有人把它拿出来作为武器。不是没用，是没到时候。在官场里，有些事情就像埋在土里的刀，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挖出来用，但只要埋在土里，就有用的那一天。
“解宝华知道你有这份材料吗？”
“他不知道。”常军仁摇了摇头，“但他知道我知道这件事。这就是为什么他从来没直接跟我翻过脸。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一个微妙的平衡——他不碰我的底线，我不动他的伤疤。”
“那现在呢？”
常军仁没有立刻回答。他端起搪瓷杯子喝了一口，被苦得皱了皱眉，然后慢慢把杯子放下。瓷杯磕在桌面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响，像是一个**。
“现在平衡已经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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