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那些受过他恩惠的开发商，是常军仁——一个在市委常委会上从来不主动发言的人。还有那份名单。那份名单上的每一笔数字、每一个日期、每一处资金链追溯，靠一个被架空了六年的组织部长，拿不到。拿不到的。除非——他一直在暗中搜集，搜集了很多年。
买家峻停住了脚步。
他站在一盏路灯下面，抬起头，看着路灯顶端那团被飞蛾扑打的光晕。一只飞蛾撞在灯泡上，弹开，又撞上去，又弹开，就那么执拗地重复着。他忽然想起老赵刚才在巷子里说的一句话。老赵说：“他等这一天，等了六年了。”
“六年。”买家峻低声重复了一遍。
他把这个词含在嘴里，像含一颗没有化开的药片。苦，但是提神。
六年前，沪杭新城刚刚起步。第一批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第一批安置房破土动工，第一任领导班子雄心勃勃，想要把这片荒地建成一座新城。那时候的解宝华是分管城建的副秘书长，年富力强，意气风发，在奠基仪式上握着铁锹对着镜头笑。那时候的解迎宾是市里有名的“能人企业家”，开着进口车，穿着定制西装，在酒桌上跟领导们称兄道弟，对工头们呼来喝去。那时候的杨树鹏刚注册了第一家建材公司，手底下养着十几个马仔，在工地上收保护费，谁不给就打谁。谁都知道他不是好东西，但谁都不吭声。因为解迎宾不吭声，解宝华不吭声，上头来检查的领导也不吭声——他们的饭桌上摆着杨树鹏送的酒。
六年。
六年前，安置房第一批住户拿了钥匙，敲锣打鼓搬进去。不到半年，墙体开裂，水管爆裂，电梯从十二楼掉到三楼，砸碎了一个老太太的盆骨。老太太的儿子抬着担架去市政府，被保安拦在门外。他在门口坐了一整天，没人理他。傍晚的时候，有个中年干部下班路过，看见他坐在台阶上，怀里抱着他娘的病历，脸埋在膝盖里，肩膀一下一下地抽。那个中年干部走过去，蹲下来，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了。从头说到尾，说到最后不说了，把病历卷起来夹在腋下，站起来拍了拍裤子，说了句——“算了。你们都是一伙的。”
那个中年干部就是常军仁。
“你们都是一伙的。”一个民工的儿子，对市委组织部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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