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的雨和豫州不一样。
薛紫英站在律所楼下窄窄的门廊里，看着雨水顺着屋檐挂成一道珠帘。豫州的雨是急脾气，哗啦啦砸下来，砸完就走，干脆利落得像法庭上的结案陈词。多伦多的雨却是慢性子，细细密密地飘，飘得没完没了，把整条街都笼罩在一种灰蒙蒙的温柔里。
她在这儿已经待了整一个月。
一个月，够她把新租的公寓收拾出一点家的样子，够她把周围三公里内的超市和中餐馆摸了个遍，也够她接手第一批案卷——全部都是华人社区的移民纠纷，有劳务合同诈骗的，有房东非法驱逐的，有雇主克扣工资的。案值都不大，但每一个找上门来的当事人，眼神里都带着同一种东西。
那种东西她很熟悉。是人在异乡受了欺负、又不知道该找谁讨公道时的茫然。像一只被关在玻璃瓶里的飞蛾，看得见外面的光，却怎么都撞不出去。
她以前见过的，在陆时衍的律所里。只不过那时候她忙着计较胜诉率和计费工时，从来没认真看过。
“薛律师，您的咖啡。”
身后传来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是她新招的助理，叫小乔。多大法学院刚毕业的华人学生，圆脸圆眼睛，说话的时候总是带着一股元气满满的冲劲，像是刚从校园温室里移植出来的小树苗，还没经历过风霜。
薛紫英接过咖啡，道了声谢。
“薛律师，”小乔站在她旁边，歪着脑袋打量她，“您又在看雨啊？”
“等个电话。”薛紫英说。
“是等国内打来的吧？”小乔眨了眨眼睛，笑得有点贼，“这一个月，您每次等完越洋电话，心情就会好一整天。都不用猜，肯定是那个姓苏的女总裁打来的。”
薛紫英被她说得微微愣了一下，随即无奈地弯了弯嘴角。小姑娘观察力倒是不错。苏砚确实隔三差五会给她打个电话，有时候说正事——导师那起案子的后续审判进展，资本圈还有哪些残余势力需要追责——有时候纯粹是闲聊，说她肩膀上的伤拆完线之后留了道疤，说陆时衍那家伙煲汤的水平终于从“勉强能喝”进步到了“还算不错”。
薛紫英不知道自己和苏砚算不算朋友。她们之间的关系太奇怪了，奇怪到找不到一个现成的词来定义。在旁人看来，她们应该是情敌，至少是“前情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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