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是谁。
他把那枚硬盘从内袋取出来。
不是作为证物，不是作为战利品，不是作为他等待了七年的那句“对不起”。
他只是把它搁在薛母墓碑的基座上。
让它靠着那束泛黄的白菊。
像把一封信，投进了永远不会有收件人签收的邮筒。
“薛紫英。”他开口。
风忽然停了。
整片墓园静得像被按了暂停键。
“七年了，”他说，“我一直在等你解释。”
他顿了顿。
“今天我知道了。”
他看着那束白菊。
花瓣边缘泛着枯黄色，但花蕊还是白的。像她七年前离开咖啡店时穿的羊绒大衣，领口那枚平安符——也是白的。
“你没有对不起我。”他说。
“你只是对不起自己。”
他站起身。
膝盖在地上压出一道浅印。
他没有拍。
他转身，沿着来时的石阶往下走。
没有回头。
苏砚靠在车门边。
她看见陆时衍从墓园门口走出来。他的步态和进去时不太一样——不是更轻松，是更直了。
她什么都没问。
只是把副驾驶那侧的车门拉开。
陆时衍坐进去。
他看了一眼仪表台。
那枚硬盘还在那里。贴着挡风玻璃，正对前方。
苏砚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没留下？”她问。
“留下了。”陆时衍说。
他顿了顿。
“她会收到的。”
苏砚没有追问她怎么收。
她只是发动车子，驶离墓园山脚。
这一次她问的是：
“回律所，还是去我那儿？”
陆时衍沉默了一会儿。
“你那儿。”他说。
“有些事，该从头说一遍了。”
苏砚的公寓在城东二十七层。
落地窗正对CBD的天际线，夕阳把楼群的玻璃幕墙烧成一片金红。她开了两罐苏打水，把其中一罐推过茶几。
陆时衍接过来，没有喝。
他望着窗外那片正在黯淡的天际线。
“我第一次见薛紫英，”他说，“是研二那年。”
苏砚没有说话。
“她在林建勋的律所做实习律师，代理一个很小的劳动争议案。被告方请的是我们导师的团队，我是助理。”
他顿了顿。
“那个案子标的额只有六万八。双方当事人都没什么钱，原告是个被拖欠工资的建筑工人，被告是个快破产的小包工头。这种案子在律所是‘扶贫项目’，没有人愿意认真做。”
“但她认真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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