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泰的声音清晰有力，带着一种沉痛与思虑：“故此，臣斗胆进言，可否借此案尘埃落定之机，由朝廷明发诏令，或于《贞观律》户婚律中增补细则，对民间借贷之利息，设定一个明确、合理且不容逾越的上限？例如，月息不得超过几分几厘，年息不得超过几何。凡超出此法定上限之利息，借贷人可不予承认，官府亦不予支持。欠款只还本金及法定利息即可。”
他提出了具体解决方案的核心——设定法定利率上限，超出部分无效。
“同时，”他继续补充，思路越发清晰，“应根据借贷金额多寡，规定不同的最短还款期限。例如，小额急贷，期限可短；但凡涉及田宅、店铺等重大产业抵押之大额借贷，必须给予足够的、合理的还款周期，如半年、一年乃至更长，严禁以短期高利榨取抵押物。此举，可在律法上断绝‘丁子琰’之流设局夺产的最大利器！”
“再者，”李泰目光扫过在场的几位宰相和刑部官员，语气恳切，“此法定利率及期限，当由户部、刑部、大理寺共议，参详各地民生、物价，定出一个既保护百姓不受盘剥，又不至于窒息民间正常资金周转的合理数额。并明诏天下，广为宣谕，使贩夫走卒亦知其权利所在。如此，方可正本清源，使此类悲剧，最大程度得以避免。”
第二条建议说完，殿内比方才更加安静，但气氛已然不同。
许多大臣，尤其是房玄龄、魏徵等人，眼中已露出深思之色。
李泰这条建议，不再是针对个案，而是指向了产生“通财赌坊”的土壤——不健全的借贷规则。
这已是从“惩治”上升到了“预防”和“立法”的层面。
他不仅指出了问题，还提出了相对具体且具有操作性的立法方向，甚至考虑了执行细节。
这份见识与务实，超出了许多人对这位“逍遥亲王”的固有印象。
李世民凝视着阶下侃侃而谈的李泰，深邃的眼眸中光芒微闪。
他未立刻表态，而是将目光转向了文官班列：“乔松、玄成、辅机，尔等以为，魏王这两条建议如何？”
房玄龄沉吟道：“陛下，魏王殿下第一条建议，老臣以为，可酌情考量。苏亶之罪，流刑已足抵其辜。流放之地略作调整，于法理无悖，于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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