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头，他从叛军的部分口号里感受到了那种威力，“这些人自称是要为穷苦人战斗的，仅仅这一点就能说服许多生活处境艰难的人们。即便我们和他们强调说叛军受俄国人控制，担心自己明天就要饿死的人是不会在乎这些的。”
人数多少反而不是关键。尽管印军和德军想出了种种办法渗透叛军，例如策反叛军指挥官、派遣间谍、在农村建立情报网、窃听叛军之间或和莫斯科方面的通讯，他们甚至没能查清叛军的具体规模。一些调查结果显示活跃在印度东北地区的游击队员大约有数百人，另一些报告则称叛军约有数千人，这些报告中所提及的叛军规模相比当地的印军和德军来说无疑是微不足道的，可剿灭叛军一事并非是旧时代的骑士决斗——大部分情况下，印度人都在调查叛军的动向而非出击。
谁也说不清叛军藏在哪、究竟会攻击什么地方。
麦克尼尔结束了他的报告，而后回到座位上，和约阿希姆一样愉快地喝起了红茶。他刚喝了两口，旁边办公桌上的电话就响了，眼疾手快地接起电话的约阿希姆不停地答应着什么，而后迅速地结束了通话。
“你们抓到的那个叛军间谍招供了。”约阿希姆拿起办公桌上的大檐帽，示意麦克尼尔和他一起出门，“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趁着参谋部把我们叫去开会之前，我们先去打听一下。”
两人离开办公室，一路小跑前往宪兵队平时关士兵禁闭的【牢房】。隔着很远，麦克尼尔便看到了那些在脖子上悬挂着醒目的金属铭牌的灰衣人，那块牌子放在四十年前对于前线的士兵甚至是指挥官来说都是催命符。在国防军对宪兵的管理程序进行调整之前，宪兵的权威直接来自最高统帅部，他们有权随意处决被怀疑亲近NSDAP的士兵，也可以在除军事指挥之外的一切事务上牵制疑似仍勾结NSDAP残余势力的指挥官。
过分的放纵招来了严重后果，一些和NSDAP毫无关系的士兵和军官无辜惨死，还有另一些对SPD不满的激进派或反战人士也遭到处决。不过，国防军尚未就此事对遇害者家属进行公开道歉，他们仍然声称被处决的都是顽固的极端思想支持者。
几十年后的宪兵们说不定会羡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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