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工，评上“先进”得的奖。
他正擦着台海鸥DF单反，这机子是1979年产的，1993年在镇上还算稀罕物：机身蒙皮磨出了浅白的毛边，像老棉袄脱了绒；
边角的黑漆剥落得露出银灰色金属底，阳光一照能看见细密的划痕；镜头圈上三道细小的划痕是去年修相机时不小心划的，他至今还念叨“可惜了”。
他擦得慢，指腹反复蹭着镜头圈，目光却飘向柜台后，话里满是熟人间的热络。
林凡正低头给柯达Gold200胶卷缠防潮纸，这胶卷是上周托跑货运的老李从市里批的，一卷八块五，比供销社便宜五毛钱。
防潮纸是裁好的《人民日报》边角，上面还印着1993年3月的新闻标题：“南方打工潮持续升温”。指尖触到冰凉的胶卷盒，听见张师傅的话时手顿了顿，随即长长叹出一口气——
那叹气裹着层化不开的无奈，连声音都沉了几分，像老相机快门没上油的卡顿声。
“张师傅您不提还好，一提我这心就往下坠。孩子妈苏晚晴走了快三年了，当初说去南方找她表姐，头个月还寄过两封歪歪扭扭的信。”
他伸手从柜台抽屉里摸出个铁盒，倒出两封折得整齐的信，信纸是最便宜的糙纸，字迹歪歪扭扭：
“晚晴说深圳的荔枝五块钱一斤，想给笑笑带，还说工厂管饭，一个月能挣两百二。”
后来却连张邮票印儿都没再见着，“没电话，没地址，想找都没处寻。笑笑夜里常做梦哭，攥着我的手喊‘妈妈带糖回来’——
就是供销社卖的那种橘子硬糖，透明纸印小橘子的。”林凡声音低了些，“我只能哄她，说妈妈在挣大钱，等攒够了就买会眨眼的洋娃娃，去年广州刚有的款，要三十五块呢。”
张师傅擦相机的手“咔嗒”一声停了，那台1993年还算稀罕的单反悬在半空，镜头对着地面，镜片反射出天花板上晃悠的吊扇。
他抬眼瞅林凡，眼神里的同情跟暗房里的显影液似的，浓得化不开：“你也是个苦命人，又当爹又当妈，守着这小照相馆不容易。”
他顿了顿，手指无意识地抠着相机蒙皮的毛边，“不过话说回来，大概个把月前，有个女的来我那儿冲照片，穿得那叫一个扎眼——
上身是件掐腰红蝙蝠衫，领口缀着亮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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