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至是没有农田，只能给人做佃农的。
佃农者每年上缴完租金，几乎除了口粮，一点盈余都剩不下，辛苦劳作一年，不过是为了苟延残喘。
而即使是他刚刚计算的有着十几亩地的自耕农，偶有一年灾荒，家中还能靠着盈余度过，但若是遇到两三年灾荒，那也会被逼的落到卖儿卖女卖地的地步。
可谓是抗风险能力极低。
“所以，青苗法，当是没有问题的。”
“灾年借贷给农户，年只取两成息，远低于那些会让农户破产的借贷。”
这样算来，农户才能扛过灾荒年月，这是善政啊！
而且还可以给朝廷增加收入。
至少这项是没有问题的吧？
那出现问题是的哪项变法措施呢？
之所以这般清楚农户收入，是因为他自幼随父亲辗转各地，后又长期在地方任职，深入乡间，见惯了民间疾苦和农户情况。
而与贫苦的农户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大宋的官员。
即使是九品的县丞、主簿、县尉等，也有两三百亩左右的职俸田。
年租额在160-240石，取中间值200石来算，每年就是24000斤粟米。
月俸钱在6-10贯钱，取8贯钱来算，约莫能买20石，约为后世2400斤粟米，年28000斤粟米。
这还不算春冬的衣赐，月禄粟三石左右等等其他福利。
要是按照这样的计算方法整体算下来，他大宋的官员们过得日子当真是滋润，从九品的官职便接近甚至后世人差不多的水平了。
可是，对比后世朝廷动辄可调动千亿建设工程，而大宋朝廷却是穷的叮当响，百姓苦的荒年卖女洗儿。
这完全就是在养官上花费了太多，造成了巨大的朝廷负担。
明明一切都指向这法当变，但是……天幕却给出了失败的结果。
“到底是哪里做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