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开始为南下做最后的准备。
他没有像普通少年一样只带几件换洗衣物，而是拿出针线，将那一万五千块现金仔细地分成几沓，小心翼翼地缝在了内衣、裤腰、甚至鞋垫的夹层里。
他的动作熟练而沉稳，每一针每一线都透着一种成年人独有的谨慎与周全。
李卫国和赵秀兰默默地站在一旁看着，一句话也没说。
当看到儿子这番滴水不漏的操作时，他们心中最后一丝对儿子独自远行的担忧，也彻底放下了。
这哪里还是个孩子，分明是个比他们这些活了大半辈子的人，还要心思缜密的老江湖。
傍晚，火车站。
站台上，没有洒狗血的哭泣，也没有过多的叮嘱。
姐姐李娟将一个连夜赶工缝制的、异常结实的帆布包递给李毅，布包的背带和接缝处，都用双线加固过。她红着眼眶，只低声说了一句：“姐等你回来。”
母亲赵秀兰往他包里塞了十几个还带着余温的煮鸡蛋。
父亲李卫国则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千言万语，最终只化为一句最朴实的嘱咐：“照顾好自己。”
“嗯。”李毅重重地点了点头。
他转身，迎着夕阳的余晖，踏上了那列即将呼啸南下的绿皮火车。
汽笛长鸣，车轮缓缓转动。
李毅站在车厢连接处，回头望去，父母和姐姐小小的身影在站台上静静守望，渐渐变成三个模糊的黑点，最终消失在视野的尽头。
这一幕，像一幅温暖的烙印，深深地刻在了他心中，成为他此生最柔软的力量源泉。
车厢里，一股混杂着汗味、烟味、泡面味和各种脚臭的浓烈气味扑面而来。
南腔北调的喧哗声、孩子的哭闹声、列车员的叫卖声，交织成一首独属于九十年代的混乱交响曲。
众人都在抱怨或忍耐。
李毅却如同一头进入丛林的猎豹，迅速收敛了所有离别的情绪，眼神在瞬间变得冷静而锐利。
他靠在窗边，看似在闭目养神，实则用耳朵和眼角的余光，扫视着车厢里的每一个角落。
很快，他就锁定了一伙人。
三个男人，一个假装看报纸，眼神却在四处瞟；一个抱着空空的包裹，不断在拥挤的过道里来回“挤”；还有一个坐在角落，看似打盹，手指却在有节奏地敲击着膝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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