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的春天，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悄然流逝。
五月的消息，最初是带着某种模糊的威严，通过层层传达下来的。
厂里召开了紧急会议，气氛比处理后勤部蛀虫时更加肃杀。
文件上的字眼尖锐而陌生，广播里的声音日益高亢。
林远坐在会场中，听着那些似曾相识又截然不同的词汇组合，面色沉静如水，心中那根预置的弦，终于被最剧烈的力量拨动了。
他知道这一天总会来，但当它以如此迅猛不容分说的方式席卷一切时，依然能感到那股裹挟一切的洪流之力。
《通知》的精神像无形的潮水，一夜之间漫过了所有既定的边界。
轧钢厂的宣传栏被更加鲜红、更加密集的标语覆盖，广播的内容已不仅仅是语录，开始加入了激昂的社论和战斗性极强的文章。
一种前所未有的带着破坏性躁动的气息，开始在厂区弥漫，与钢铁生产的秩序格格不入，却又强行交织。
最先受到直接冲击的，是知识分子的领域。
仿佛一夜之间，“知识”本身染上了可疑的颜色。
红星小学的校园里，琅琅书声被嘈杂的口号取代。
孩子们稚嫩的脸上混杂着迷茫与模仿来的亢奋。
校长和几位老教师首当其冲。
闫埠贵，这位精于算计、爱占小便宜却也兢兢业业教了半辈子书的三大爷，在一个闷热的午后，被一群臂戴红袖章的学生堵在了办公室。
他那些自诩为“文人雅好”的诗词本子、珍藏的几本旧小说、甚至那副代表“知识分子架子”的眼镜，都成了罪证。
“臭老九！”“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余毒！”口号声刺耳。
闫埠贵脸色惨白，平日里算计利弊的脑子一片空白，在推搡和唾骂中，眼镜掉在地上，被一只脚踩得粉碎。
他最终是抱着一个空荡荡的布包，低着头，踉踉跄跄地“回家反省”了。
四合院里，那个总是捧着报纸、琢磨着字眼和补贴的三大爷，仿佛一夜之间矮了下去，整日闭门不出，只有三大妈红着眼眶，在公用自来水槽边洗菜时，才会跟相熟的老姐妹压低声音抹两把眼泪，声音里满是惊恐：“这叫什么事啊……书都不让教了，我们一家可怎么活……”
但这仅仅是开始。
成分、历史、海外关系……一切过往都被翻检出来，放在新标准的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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