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秉持道义、为民请命的清流。”
“故而，” 施耐庵将目光重新投向笔下的江湖世界，意有所指地说，“与其去那门前虚情假意地吊唁，不如静下心来，将这人世间的忠奸、善恶、兴亡，更真切地写于纸上。让后人知道，何为真豪杰，何为假道学；何为为民请命，何为尸位素餐。”
他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源于民间底层的、朴素的清醒。他们不像朝堂官员那样需要顾忌政治正确和派系平衡，也不像一些年轻士子那样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激烈情绪。他们更倾向于从具体的历史事实和现实观察出发，做出自己的判断。
孔夫子，他们自然是尊敬的。但孔府，尤其是那个在历史变迁中不断与当权者妥协、甚至被质疑血脉正统的北宗孔府，在他们心中，确实代表不了那位周游列国、惶惶如丧家之犬却始终坚持理想的至圣先师。
这一次婉拒吊唁，看似是简单的个人选择，实则清晰地表明了这两位未来文学巨匠的价值取向。他们的尊崇，更倾向于精神与道义，而非血脉与门第。这份来自民间资深儒士的沉默疏离，无疑为正在激烈争论“尊孔”与“批孔府”的舆论场，投下了一颗重量不小的砝码。
七月初八的白天，应天府的天空灰蒙蒙的，仿佛昨夜的血色与混乱尚未散尽。孔希学暴毙带来的冲击波，在阳光下非但没有消散，反而更加清晰地显现出其撕裂的力量。
大明文官集团与参加科举的士子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分裂。
一部分如齐德、黄子澄、方孝孺恪守传统、视孔府为文脉象征的老成官员和儒生，坚持认为衍圣公乃孔子嫡脉，纵有天幕之言，亦不可轻辱。人既已死，更应给予足够的哀荣，以显示朝廷尊孔重道之心未改。他们或前往临时停灵的衍圣公府吊唁，或上书请求厚葬，试图维系那层摇摇欲坠的体面。
然而，更多的人，除了施罗师徒，尤其是许多年轻、思想更为活跃，甚至带着些理想主义色彩的官员和士子，态度则截然不同。他们认同尊奉孔子本人是必须的，但对于孔府，却产生了强烈的质疑和疏离。
“尊孔是尊孔师之道，而非尊孔府之门楣！” 茶楼酒肆、官舍学馆，类似的议论不绝于耳，“天幕所言‘世修降表’，岂是空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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