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通过科举选拔，有一套相对稳定的人才梯队和晋升机制，不因皇帝的更迭或个人好恶而彻底瘫痪。
2. 专业性： 文官多经系统儒家教育，通晓典章制度，具备一定的行政管理和经济民生知识。
3. 制衡性： 文官集团内部存在不同派系和声音，本身形成一定的相互监督和制约，虽易生党争，但也避免了权力过度集中于某一奸佞之手。
4. 文化道统的承载： 文官体系承载着儒家‘仁政’、‘民本’等理念（尽管执行会打折扣），在一定程度上能缓冲皇权的恣意妄为，维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
因此，大明中后期，尽管皇帝怠政，但国家机器仍能维持基本运转，甚至在张居正、申时行等文官主导下还出现过局部‘中兴’，靠的正是这套相对成熟的文官官僚体系。它效率或许不高，内耗严重，但比起将国家交给一个昏君、一群外戚、一帮勋贵废物、或者几个心理变态的太监来说，文官政治，已经是那个时代背景下，‘最不坏’的选择。我们不能用现代标准去苛求古人建立完美制度，而应理解他们在历史条件约束下，做出的这种无奈却理性的抉择。”】
朱及第读完，将文稿轻轻放下，沉默了片刻，让这些观点在观众心中沉淀。
“这位网友的观点，非常冷静，甚至有些冷酷，但却闪烁着一种历史的理性之光。”他缓缓说道，“他提醒我们，评价历史制度，不能仅仅基于道德义愤或对‘完美’的想象，而要看在具体的、充满缺陷的现实环境中，哪种安排更能维持共同体的基本秩序与存续。”
“他将文官政治放在与其他几种权力模式的比较中，清晰地指出了其相对优势。的确，文官们会争吵，会结党，会空谈，但他们至少维持了这个庞大帝国不至于因为一个荒唐皇帝的胡作非为而立刻崩解。他们是帝国的‘稳定器’，尽管这个稳定器自身也充满了杂音和摩擦。”
这番跨越时空的“最不坏”理论，在奉天殿前引发了更为复杂的反响。
朱元璋的目光深邃难测。他创立了这套文官科举制度，自然也希望依靠士大夫来治理天下。但听到后世之人将文官政治抬到“最不坏”的高度，他内心却有些不是滋味。这仿佛在说，他老朱家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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