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点渔获的抽成，而是要立威——要让整个西塘的人都知道，他黄老虎定下的规矩，谁都破不了。
“你继续说。”他把身体往椅背上靠了靠。
“西塘码头是几辈子传下来的老码头，渔民靠它吃饭，您靠它立威。您要在码头上刻上您的姓，让所有人都知道这片水面是您黄家说了算。这些我都懂。但您有没有想过——您把码头上的渔民都逼走了，码头空了，谁替您打鱼？谁替您撑船？您刻在树上的字，没有人看，它就是一块死木头。威风的威风，没了人，威风给谁看？”
站在门口的那个黑脸护院往前迈了一步，被黄老虎一个手势拦住了。黄老虎看着阿贝，眼睛里那种轻蔑的笑意渐渐收敛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审慎的打量。他本来是打算用三句话把这丫头打发走的——第一句吓，第二句骂，第三句撵。但现在他发现自己进入了一场他没有预料到的对话。这个丫头说话的方式不像渔民家的孩子，倒像他年轻时在省城见过的那些穿西装的谈判代表。
“你这些道理，你爹可想不出来。谁教你的？”
“上海。”阿贝说，语气平淡，不炫耀也不谦虚，像是在陈述一条很普通的事实，“我在上海一家绣坊里干了一年，绣花的时候没什么事做，就听客人们聊天。她们聊的都是怎么跟人谈条件——洋行的买办怎么跟外国人谈合同，银行的经理怎么跟客户谈利息，纱厂的女工怎么跟工头谈工钱。我听了一年，只学会了一件事：别人要什么，你手里有什么。两样东西对上了，才叫做生意。对不上，叫吵架。我不是来跟您吵架的。”
“那你手里有什么？我黄老虎要的东西，你给得起？”
阿贝从帆布袋里拿出那个小本子，放在红木条案上，没有翻开。然后她解开领口的盘扣，从脖子上取下那根红绳，红绳上系着的不止是那半块玉佩，还有一个小小的绣囊。她把绣囊也放在条案上，解开袋口，倒出几枚银元。
“这里有三样东西。第一样，是我的关系名录——上海几家大绸缎庄的老板太太、两个洋行买办的夫人、还有一个法国商会的什么夫人，都是我的老主顾。她们喜欢我的绣活，也信任我。如果您想在西塘开一家正经的绣品作坊，把西塘的渔家绣卖到上海去，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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