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也加入了清理工作，亲手将一位牺牲战士圆睁的双眼合上，捡起他紧握的、枪管还微微发热的步枪。每一件遗物，每一个名字，都在无声地拷问着他刚才那个“不杀”的决定。理智告诉他这是对的，甚至是大功一件；但情感深处，那个属于李家沟幸存者、属于赵铁柱战友的部分，却在嘶吼着不公。
转移途中，队伍沉默了许多。担架上的佐藤成了最扎眼的存在。战士们经过时，目光复杂，有仇恨，有好奇，也有不解。白良能感觉到这些视线，也能感觉到自己背上那两道来自担架方向的、冰冷的注视。他没有回头。
傍晚，队伍抵达预定的隐蔽营地。几乎同时，上级派来的特别小组也到了。领头的是一位姓徐的同志，约莫四十岁，戴着眼镜，面容斯文，但眼神锐利如鹰。与他同来的还有两名记录员和一名医生。没有寒暄，徐同志直接要求见佐藤。
临时清理出的山洞里，佐藤被固定在担架上，伤口已重新处理过，注射的药物让他虚弱却清醒。徐同志拉过一把简陋的木凳，坐在佐藤旁边，用流利的日语开口，声音平稳得像在讨论天气：“佐藤大佐，我是徐文渊。你的伤势我们的医生会负责。现在，我们需要谈一谈。”
佐藤扭过头，闭上眼睛，以沉默对抗。
徐同志不以为意，继续用那种平缓的语调说：“你的部队已经覆灭，你本人也在这里。战争对你个人而言，在这一刻已经结束了。但有些东西，可以不必结束得那么痛苦，或者，毫无价值。”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白良在山洞外巡视警戒。他听不到里面具体的对话，只能偶尔听到徐同志始终平稳的声音，和佐藤偶尔爆发出的、嘶哑含混的日语吼叫，伴随着身体挣扎时担架发出的吱呀声。那吼声里充满了愤怒、辱骂，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崩溃前兆。
深夜，徐同志才从山洞里出来，脸上带着一丝疲惫，但眼镜后的眼睛却亮得惊人。他找到白良，两人走到远离营地的山坡上。
“初步接触，比预想的还要顽固。”徐同志点起一支烟，是带过滤嘴的香烟，这在根据地极为罕见，“军国主义思想浸透骨髓，把天皇、武士道看得比命重。常规的审讯手段，短期内很难见效。”
白良沉默地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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