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段落。
水晶吊灯的光芒在旋转中化作流动的光带。
而在迈克客舱的行李中，那卷包含许成军侧影的富士胶卷，静静地躺在防潮盒里。
它将在横滨被送往专业冲印店，然后在旧金山暗房中变成一张8×10英寸的银盐照片0
许多年后，这张照片会出现在《时代》周刊关于「中国文艺复兴」的专题报导中，会悬挂在伊莉莎白·沃辛顿投资公司的会议室里，会成为研究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形象的重要视觉资料。
但在1980年11月的这个夜晚，它只是一张尚未显影的底片，承载著一个澳大利亚摄影师的直觉判断，和一个美国投资者的隐约期待。
邮轮划破太平洋的夜色，向东驶去。
11月，文坛的喧嚣并未因《尺子的政治》一文的尘埃落定而平息，反而像投入池塘的石子，涟漪扩散至更深处。
各大报刊的文艺副刊上，关于「文化主体性」「话语权」「热现实主义」的讨论此起彼伏，小报标题一个比一个耸动。
《许成军单挑学界权威》
《魔幻现实主义还是伤痕现实主义？》
《年轻一代的文化宣言》。
在这场舆论风暴的角落，一些旧日的涟漪却被悄然淹没。
京城木地，仃灵放下手中的《文艺报》—一上面整整两版都在讨论许成军的文章，关于「魔幻现实主义」命名权的争论被赋予了某种时代象征意义。
她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眉心，对著来访的友人、同样刚从北大荒归来的作家吴组光苦笑：「你看看，我们那点陈年旧帐，谁还关心？」
她指的是自己三个月前发表在《诗刊》上的《也频与革命》，那篇控诉沈崇文《记仃灵》歪曲事实的长文，当时也曾激起些微波澜。
可如今在许成军掀起的这场席卷整个知识界的辩论面前，那些个人恩怨、文坛旧帐，显得如此琐碎而遥远。
吴组光翻著报纸，摇头感叹：「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我们这代人还在纠缠历史旧帐，年轻人已经冲到理论前沿去了。」
仃灵望著窗外渐秃的枝桠，沉默良久，最后只是摆了摆手：「罢了，罢了。时代不同了。」
吴组光是丁玲的邻居与挚友。
两人在北大荒时期同被下放到宝泉岭农场，结下深厚患难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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