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更大的利益、致富更为容易的优势，对人的吸引力也更强。
这便是“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道理。
人性总是趋利的，如果不采用强制性的手段，很难阻止百姓往利益更多的地方涌去。
特别是商贾在变成巨富之后，必然会为了更多的利益，雇佣更多人手，占有更多奴仆，使更多人离开农田，长此以往，对朝廷就没有那么顺服了，甚至敢于对抗。
刚死的大盐商、大铁商，就是现成的例子，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商人了，必须要出重拳了。
在先秦各国中，秦对于“尽地利”最为积极，因为秦国，也是当初的关中，地广人稀的问题，在列国之中最为严重，所以商鞅变法竭一切手段促使百姓放弃其他职业，投入农业生产之中。
相应的，就必须从律法上剥夺商人的某些政治权利，形成全社会，乃至全天下贬低鄙视“末业”的环境。
比如，从事商业者，遇到战争，属于首先被征发的对象，到后来征发人数越来越多，连曾经做过商人或者父辈做过商人的也要优先征发。
而因从事商业致贫者，可以任意收为官奴，这便是“七科谪”，那个谪拆开，正是“言商”之意。
在战国末年，韩非子甚至直接把“商工之民”归为国家“蠹虫”之一，认为不彻底消除他们，国家必然破亡。
韩之亡不提。
大汉立国之初，中原百姓经历了漫长的战乱，急需恢复民力，故高祖时期仍然承袭重农抑商之政，对商贾征收更重的租税，禁止商人穿着锦绣、出入乘车。
孝惠帝和吕后时期，朝廷对商人的各项律令就松了一些，不过仍禁止商贾家庭入仕为官吏。
孝文帝、孝景帝，乃至当今陛下，就更松了，如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之流，要么伪造身籍，要么不加掩饰，就这样登堂入室了。
论其本质，商贾的存在与王朝兴盛自有联系，哪怕在政治上长期贬损，也改变不了“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的现实。
商人富矣便窥视朝政的事，历史已然给出了答案，管仲灭鲁梁、田氏代齐、吕不韦窃秦……但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优势，至少在眼下，有几个人，有一批人，能一言而决整个商道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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