挟一切：正如后来中国人所亲历的那样，在器具变迁之后，是观念之变、社会之变、政制之变和“道体”之变。
在这个意义上，与曾国藩同时代的乌齐格里·倭仁，无疑更有先见之明，他一开始就反对同文馆的开办;而几十年以后，梁启超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则说出了这段历史的关键……
或许，曾国藩也隐约感觉到了这一点?史料记载：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很少再触及洋务，“而日从事于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