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两处决口之间四十公尺长的河堤冲走。孰料决口掘成，中间大堤久冲不垮，兼之决口过于狭小，流量有限，士兵虽奋力加宽，然军情紧迫，已时不可待。
我向蒋在珍师长谈了我的看法后，蒋大为赞同，立即叫我随他前往郑州，面谒商总司令，由蒋呈报，我在一旁作详细补充。商总司令的意思是增加官兵，加快速度。我则认为决口过于狭小，人去得再多，也无用武之地，最好另择恰当地点开掘。对我的建议，商总司令当时并未表态。
我与蒋师长立即又返回赵口，正与决堤部队长官计议之中，忽接商总司令电话，转达统帅部指示，命令新八师于本部防区内另选地段决堤。
我们马上登车驶返京水镇。途中，蒋在珍问我：“我师防区内的沿河地段，你都熟悉，你看究竟在哪里决堤最好?”
我想了想，谨慎答道：“以地形而论，马渡口、花园口均可。不过，马渡口与赵口相距不远，敌人已迫近这一地区，恐堤未决成，敌人已至。为获时间宽裕，我看最好还是选定花园口一段为宜。”
蒋师长当即拍板：“时间紧迫，任务重大，事不宜迟，那就定在花园口吧。”
蒋在珍命令由我主持决堤工程。
受命于危难之际，我既感兴奋，又觉沉重。我当然清楚那黄河之水扑向千里平川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滔滔洪水吞没的，不仅仅是骄焰万丈的日寇，被日寇夺占的铁路、公路，同时，也有千千万万中国同胞的土地、家园、祖坟，也会无情地吞噬掉他们的生命啊!
但是，我同时也清楚，作为一个军人，我无法选择，只有服从。
虽然掘堤系重大军事机密，但中国当局并未对老百姓的生命忽略不管，乃决定，由当地师管区和政府机构组织老百姓疏散，青壮年则留下来协助军队掘堤。
领命后，我即着手准备，于夜里十二时，即率工兵营营长黄映清、马应援，黄河水利委员会专司河堤修防的张国宏段长，乘坐一辆美式敞篷中吉普匆匆赶到花园口，勘察确定决口位置。
经过实地勘察，我选定在关帝庙以西约三百米处决堤。我看中这里是因为此处为黄河的弯曲部，河水汹汹而来，至脚下突然受阻，压力较之直线处为大，容易冲垮河堤。而且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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