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还是过失、刑罚是轻还是重，均没有关系。只要侵害了被害人的生命权，就征收烧埋银。反之，如果杀人未遂，或者并非对生命的非法剥夺，杀死的是“应捕杀恶逆之人”，则不征烧埋银。
元代法律区分犯罪的具体情况，《元典章》列举了八种情况“误杀”，均属于征烧埋银的犯罪：“牛驾车碾死人”、“车误碾死人”、“因公惊死人”、“急走车辆碾死人”、“月黑走马撞死人”、“走马误撞死人”、“因斗误杀旁人”、“持刃误杀旁人”。又如“杀死奸夫奸妇”犯罪，有征与不征两种情况，《元典章》分别列举如下：“旁人杀死奸夫”、“夫非奸所杀死奸人”、“夫打死强奸未成人”，杖一百七，不征烧埋银;“夫奸所杀死奸夫或奸妇”，无罪，但须征烧埋银。
除个别情况外，只要出了人命均征烧埋银。无论蒙古人杀死汉人、官员杀死贫民，还是汉人杀死蒙古人、驱口杀死娼妓，良人杀死奴隶，都要征收烧埋银。医疗事故、嫌犯在拘押期间被刑讯致死等情况，均亦需征收烧埋银。这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平等。法律还保证家属对烧埋银完整的所有权。被害人亲属是唯一的受益者。官府不能有任何染指。
法律上还作了一些免征的规定，对一些情有可原或没有必要的情况，免征烧埋银。如被害者身份卑贱(“有罪驱”、“无罪驱”、“同驱”、“放良年限未满年驱”和“为伴娼女”)，虽不免罪，但免征烧埋银。杀死同居亲属或奴婢杀主，征收烧埋银没有意义，虽不免罪，但免征烧埋银。为鼓励和保护正当防卫，打击犯罪，法律还规定“杀死贼人”，不但免罪，而且免征烧埋银。
官府是当时司法的主体，对于烧埋银的顺利征收至关重要。法律赋予官府以重要的责任。如果“被杀之人或家住他所，官征烧埋银移本籍，得其家属给之”。还有一种官府支付的情况：“诸斗殴杀人，应征烧埋银，而犯人贫窭，不能出备，并其余亲属无应征之人，官与支给”。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如奴仆、疯病之人等)的杀人犯罪，法律规定由其监护人负责交纳烧埋银。如元朝私家奴仆众多，法律明确规定：“诸庸作殴伤人命，征烧埋银，不及庸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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